李承乾谋反案
李承乾谋反案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遂以此殿命名。
他从小聪慧明敏,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时年八岁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为高祖守孝,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据说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就“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从那以后李世民便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贞观初期,李世民对太子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惜好景不长,差不多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李世民察觉后,一再对东宫辅臣于志宁、孔颖达等人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在李世民看来,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有一些骄奢习气也在所难免,只要东宫大臣尽力辅佐、严加劝导,相信太子还是可以成器的。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他知道东宫辅臣们受父皇重托,必定会对他严格管教,所以就跟辅臣们玩起了阳奉阴违的变脸把戏。
由于从小接受了正规的宫廷教育,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他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道和忠孝节义。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作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令辅臣们悚然动容、啧啧称叹。可私下里,李承乾却终日“与群小相亵狎”,沉湎于声色犬马,把所有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每当料到辅臣们要来进谏,李承乾都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最严肃最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李承乾自以为储君之位稳如泰山,因此越发肆无忌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习俗。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还挑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族的人,把他们每五人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头梳小发辫,身穿羊皮袄,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他甚至自己住到了帐篷里面,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玩得兴起时,李承乾常常眉飞色舞地扬言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给我一个将军当,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在李唐的宗室亲王中,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也是一个活宝。他和李承乾臭味相投,经常在一块玩打仗的游戏: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冲锋厮杀。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可他们却不亦乐乎。要是有人不愿参与游戏,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以致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太子种种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让于志宁、孔颖达等辅臣们知悉了。他们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自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个人不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他就是魏王李泰。
李泰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排行第四,但却是嫡出(长孙皇后所生)的次子,也就是说,假如李承乾被废黜,他就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日益失望,于是内心的天平便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 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才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要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了,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李泰是一个聪明人,当然不会辜负父皇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大开馆舍,广延才俊,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征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表示强烈反对。
李世民迫于大臣压力,不得不在赏赐上有所节制,同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禇遂良和魏征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之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几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缔结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 夺嫡。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和警觉。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太过操切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 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征、禇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禇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征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
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的同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此男童让太子颇感“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的“分桃”典故、魏昭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 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可是,李承乾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东宫为称心建了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并暗中为称心追赠官爵。
此外,李承乾又连续几个月赌气不上朝,还“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 昼夜不绝”,以致“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当然是忍无可忍,屡屡流露出了废黜之意。李承乾知道自己彻底丧失了父皇的信任。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政变。
他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刺杀团的任务首先是干掉李泰,其次是伺机刺杀太宗李世民。
为了保证政变成功,李承乾又秘密联络了一帮王公大臣,其中有汉王李元昌、开国元勋侯君集、东宫侍卫贺兰楚石(侯君集的女婿)、禁军将领李安俨、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祐身上。
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已从天而降。
齐王李祐是李世民的第五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和李承乾一样,这个李祐也是一个飞鹰走马的纨绔子弟,偏偏太宗派来辅佐他的长史权万纪又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之人。于是,李祐和权万纪便经常死磕,双方矛盾越演越烈,李祐一怒之下杀了权万纪。由于担心太宗追究,加之左右的怂恿,李祐索性起兵造反。
但是李祐毕竟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所以叛乱很快就被平定。李祐被押赴长安赐死。
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太子的手下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古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了无比的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严重、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捱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六日,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朝廷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将他斩首,家产抄没,妻儿流放岭南。
太子出局后,魏王李泰踌躇满志,自以为储君之位非他莫属。而太宗李世民确实也属意于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 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 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与朝臣们进行了商议。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太子的人选上却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提出了另一个人选 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
禇遂良甚至在私下里警告太宗:如果一定要立魏王,晋王的人身安全必定会受到威胁。换言之,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很可能都会被他斩草除根。
李世民不得不承认 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手段,他完全有可能在当上皇帝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
犹豫再三之后,李世民终于决定放弃魏王,改立晋王。他随后便在朝会上当众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数日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
不久,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在这场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中,铤而走险的李承乾和处心积虑的李泰最终两败俱伤,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终胜出。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渔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