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02年回乡探亲，喝酒时说漏嘴，女儿：爸还是共产党的兵？

左智超，江苏兴化人。1949年，解放军攻打金门，左智超被捕。被捕前，左智超一口吞下党员证。2002年，女儿陪左智超回乡探亲，和外甥喝酒时，左智超说漏了嘴，女儿激动追问，“爸，你是共产党的人？”2008年，女儿要给左智超拍摄纪录片。拍摄快要结束时，左智超和女儿大吵了一架，“我还没死，有些事还不能说！”

以下，我将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老兵左智超的故事。

图：卖菜老照片 非本文事件主人公

1942年，我才12岁。母亲给我准备了两筐小白菜，让我挑到街上去卖。我刚把小白菜卸下来，就走过来了一队来自汪伪政权的士兵。为首的人对我说，“把白菜都给我送到营房！”我以为他们要买我的白菜，可到了营房以后，他们不仅不给钱，有个人还拦住我说，“别回去了，留在这里当兵吧！”

一听这话，我委屈极了。这群兵痞不给钱就算了，还要把我扣下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冲着拦我的人吼道，“你们要是敢不放我回家，等我当了兵，有了枪，我第一个就干掉他。”被我这么一吼，他们顿时就怕了，有人打圆场说，“这种人留不得，让他赶紧滚！”

回去的路上，我越想越气，内心暗自发誓，“不管是谁，只要能治得了这只队伍，我都去帮忙！”没想到，新四军第二年就来到了兴化。那年，13岁的我参加了新四军。当然，一年多过去了，我的气早就消了。我当时参军，一是因为家穷，想到部队混口饭吃；二是日寇入侵，我想去打鬼子。

参军以后，我先是参加了抗日战争，打了两年多的日本人。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又陆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从兴化打到徐州，从徐州打到南京。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1949年时，我所在部队已经打到了福建沿海一带。我身上也是多处挂彩，小腿中过弹，拇指被打掉一截。

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又接到命令，准备去攻打金门。24日晚上，我们乘坐渔船从福建泉州石井出发，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金门方向进攻。渔船很小，坐满也就20来个人。我们这群人，不少都是旱鸭子。刚开出去没多久，就有人开始晕船。我还好，只是有点不舒服。

图：金门士兵 老照片

大约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艰难航行，我们的船只抵达了金门海岸。刚一靠近，就被国民党守军发现。随即，战斗彻底打响。这时，排长对我们喊道，“冲啊！”我二话没说，立刻翻身下船，躺着海水，向前冲了过去。

我跑得快，冲在最前头。冲锋时，我明显的能感觉到，子弹在我耳朵旁边发出了嗖嗖地声音。别看我当时才19岁，但是也打了五六年的仗，是标准的老兵。只要感觉情况不对劲，我就立刻卧倒在沙滩上，用手扒一个小坑。没一会，我附近的枪声就小了。

枪声小了以后，我又站起身，继续向前冲锋。然而，刚走几步，我的脚边就又响起了“砰，砰”的两声点射，我假装中弹倒下。对面以为我中弹了，又把枪口瞄向其他目标。就这样，敌人枪响，我趴下。枪声停了，我继续向前冲锋。

这就是我的经验，过去几年间，我用这种方法，躲过了四五次致命的威胁。

这场战斗总共打了三天两夜，打得弹尽粮绝。到了10月27号，我藏在一座掩体的后面，眼看着国民党的士兵就要围上来。我解开腰间的绑带，掏出了里面的布鞋，赶紧穿在脚上。几个月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给我做了双新鞋，我一直舍不得穿，每次打仗时，我都会把鞋绑在腰上。当时，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我想，再不穿的话，母亲的鞋就白做了。

等国民党士兵距离我还有十几步时，我又掏出了我口袋里面的党员证。小心翼翼地将它撕碎，随后塞到嘴里，硬生生地吞了下去。等他们走到眼前时，我便闭上了眼睛，准备挨枪子。然而，国民党并没有杀我，而是将我和其他战友抓了起来。

图：金门老照片

1949年11月6日，国民党将我赶到了一条准备开往台湾的大船上。上船时，有人搜我的身。然而，我身上的那双新鞋已经被我穿在了脚上。我小心翼翼呵护着的党员证，也被我咽了下去。因此，国民党没有从我身上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有人身上带了钱，有人身上带了家人的照片，都被国民党拿走了，什么都没给留。

几天后，船只在高雄港靠岸。到了高雄，我们又被赶到一艘列车上。列车只有一个出入口，连窗户都被封死了。最终，列车抵达了新竹。我们这群俘虏被关到了小学里面，需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

所谓的“学习”其实就是“洗脑”，但凡有一句反对的意见，便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一个月后，国民党将我们这群人编入了军队。然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来找我谈话。负责谈话的人总是会套我的话。每当他们问我，“你觉得国民党如何？”我总得小心翼翼回答，生怕我的党员身份被发现。

在恐惧当中，我战战兢兢地过了好几年。白天还好，我能控制住自己不胡乱说话。可一到晚上，我就格外地害怕睡觉，总担心自己睡着了说梦话，将自己的身份败露。为此，在每次睡觉前，我总会把自己灌醉，让自己尽可能的不省人事，我染上了喝酒的恶习。

图：台湾 婚礼老照片 非事件主人公

1966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向上面提出了“退伍”的申请。退伍以后，我在一家钢铁厂上班。1974年，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对方是二婚，丈夫因病去世，她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按理说，我早就该结婚了。但是，当时的台湾人看不起我们这种从大陆来的老兵。再加上我的性格问题，导致40多岁还没有成家。现如今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也不再挑三拣四了，见了两三次面就答应了下来。

1975年，我有了女儿，1977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

我上班的钢铁厂，离家特别远。因此，我每周的周末才回家一次。虽然结了婚，但是我的心结迟迟没有打开。在我们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压力顿时骤增。于是，我便靠酒精麻醉自己。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坐在客厅里面，自顾自地喝酒。

我的酒品特别不好，喝完酒就会耍酒疯。骂人、摔东西、打老婆，这些都是我喝完酒常发生的事儿。有一次，我喝得特别醉，被老婆嘟囔了几句。我的暴脾气就上来了，从厨房拿着菜刀，追着老婆砍。要不是邻居来拉架，真的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糟糕的家庭环境，给我的两个孩子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尤其是我的大女儿，我特别对不起她。她小时候那会儿，正是我酗酒最厉害的时候。每次酒醒之后，我总是特别后悔，抱着女儿问，“如果我和你妈离婚，你愿意跟谁？”每当这时，她总是委屈巴巴但又倔强地说，“我也不知道！”

图：两岸 开放探亲后 回乡探亲的台胞

1982年，工厂搬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我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也许是因为回来的次数少了，我的脾气反而好了不少。每次回来后，虽然也都会喝酒，但是不会像以前喝得这么醉。就算是喝醉了，也不会打人、摔东西，那几年也是我家最平静的几年。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我和三位战友聚在了一起，我们商量道，“29年了，终于能回去了，我们一起回家吧！”就这样，我们4个人一起办理了探亲手续。我们这四个老兵，当年一起乘船来到金门，一起从金门去到台湾。这次回去，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索性直接留在了大陆。当然，这都是后话。

离家29年，等我再回到老家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妹妹出嫁，哥哥也已经成家立业。虽然近30年没见，可骨子里的亲情无法割舍。一个月的探亲假，我先是在哥哥家住了半个月，后来又去妹妹家住了半个月。 临走时，我给每家都留了1000美元。

回到台湾以后，我又在钢铁厂工作了三年。1990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以后，我便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当时，我，老婆，她带来的两个孩子，我俩生的两个孩子，6口人住在1栋90多平的房子内。这栋房子是在70年代时买的，当时我刚退伍，手里有一小笔钱。买完房子，我才和现在的老婆结的婚。

图：台湾老照片 非事件主人公

2002年，我又准备回大陆探亲。出发前，刚刚硕士毕业的女儿对我说，“爸，我跟你回去吧，想回去看看老家的亲人。”我想了想，答应了下来。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不知道哪天就走了，总得让小一辈的孩子们见见面。

此时，距离我上次回来探亲，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期间，哥哥病逝。此次回大陆，我只好住在妹妹家。妹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妹妹跟着儿子生活。外甥为了迎接我，给我准备了一大桌菜。饭桌上，我因为太过高兴，喝了不少酒。一喝多，我就开始口无遮拦，又讲起了当兵时候的事情。

这时，旁边的女儿问我，“爸，你还是共产党的兵吗？”听到女儿这样问，我心里面一惊——坏了，说漏嘴了。1949年时，自从我将党员证吞下以后，我连带着将以前的记忆也一起吞了。我一直担心我的身份暴露后，会对我，我的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正当我还在思考，是否要承认的时候，外甥先开口说道，“表妹，我听我娘讲过，我舅舅以前在新四军当兵。”外甥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准备隐瞒了，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女儿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想继续追问下去，但是我已经不想再说了。

和以前一样，这次回来探亲，我待的时间也不长，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台湾。回来以后，女儿像是变了一个人，总是缠着我问东问西。期间，我的几位老战友来找我时，女儿也追着他们问个不停。但是，我和几位老战友，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有关于那段历史，烂在肚子里面也不会再和外人讲，就算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行。

图：台湾眷村

时间一晃，六年过去了。2008年，台湾实施旧城改造，昔日聚集了大量退伍老兵的眷村，面临着被拆迁的局面。为了留住这段历史，“外省人协会”发起了一项有关于拍摄老兵纪录片的计划，女儿得知以后，报名参加。事前，她并没有通知过我。我听说了这个活动以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不想惹麻烦。

令我没想到的是，女儿显然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此后的一个多月，她多次前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终于，在她的坚持下，我还是同意了。但是我和她约定，拍摄结束后，视频里面的内容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公之于众。

2008年时，我已经78岁了。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我常年酗酒，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我知道我活不了太久，才同意了女儿的拍摄，也算是给我的人生画一个句号。此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儿子和女儿还陪我重走了一遍金门。在女儿的追问下，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不少。

2008年8月，纪录片终于拍摄完毕。我拿着女儿拍摄的样片看了好几遍，越看越不舒服，尤其是我在大陆当兵的那段历史，也被女儿剪辑进了片子里面。我叫来女儿说，“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这段故事不能剪辑进去吗？”女儿听了以后却说，“爸，没关系的，这样才更加真实！”

听女儿这样说，我的皮肤立刻就上来了，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现在还活着，有些事情还不能公开。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你们，都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女儿也急了，她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的那些事情早就不算是事了。”那天，我和女儿大吵了一架，我最后告诉我女儿说，“我还没死，好多事都不能说！”

最终，我还是没有拗过女儿。在后来公开的纪录片中，依然保留了不少我本不该说出来的内容。

图：想回家的台湾老兵

后续：2011年，左智超在台北去世，享年81岁。在左智超晚年时光里，他常常对女儿说，“本来是兄弟，因为穿上了不同的制服，双方却杀红了眼，心疼啊！”后来，在处理后事的问题上，女儿曾经问过左智超的意见。他说，“金门的那片海水，挡了我半辈子的路，我不希望你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

2012年，清明节前夕，女儿带着左智超的部分骨灰，回到了江苏老家，埋进了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