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病夫”的前世和今生

◎张理耕

在1972年的电影《精武门》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拿着一块书有“东亚病夫”的匾额孤身赴武道场。武斗大胜后，他用粤语宣示道：“中国人唔系病夫（中国人不是病夫）。”遂撕下匾额上的字，令败者将纸片吞咽下去。一身武艺的李小龙以健硕的肌肉否定着“病夫”设定。比这热血场景更早些的时候，谢晋导演了影片《女篮五号》（1958年），主角田振华悲愤地讲述他参加国际比赛时被侮辱为“东亚病夫”的经历。此概念在历史中不断现身，这里我们只是粗略地列举两个经典瞬间。

“病”象征着中国曾经的落后、迂腐、麻木，它成为现代国家建立建设及民族复兴过程中最先要剔除的标签。韩瑞的《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将视觉研究方法引入对“病夫”的考古中，追溯现代中国的病理学起源。书中的图像分析及文本细读还以文学研究、医学史、艺术史、批判理论及科学史作为参照。在体量上，本书算不上是巨著，但以所涉猎领域的广度、问题剖析的深度来论，它乃是一部颇具学术灵性的佳作。

从医学看身体

在由阿莫多瓦指导的电影《吾栖之肤》中，皮肤被当作一件“道具”。它是我们识别他人身份、性别的表面，还是使我们切身感知肉身的最外在器官。电影剧情的惊悚感恰恰源于今人对于肢体解剖的想象。虽然我们从来都无法真正目视被解剖了的自身，但却可以想象出自己的身体是以怎样的方式、结构运行着的。在《图像的来世》中，身体的概念被放置在临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两面透镜之下被检视。

栗山茂久的著作《身体的语言》比较了中医及古希腊医学歧异，“人体结构功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致的”认识被动摇了。沿袭他的立场，韩瑞在《图像的来世》里将临床医学与中医视野下身体概念的差异作为叙述的重要线索。书中记述了当时中国人对解剖的两类态度。一种是认为不应该如此：中国传统中对尸体的敬重及儒家身体观使得解剖首先就被道德律令所禁止了。另一种态度是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解剖：活的身体和已死的尸体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医已然对内在的腑脏有了相当系统化的认知，即使解剖也不会得到什么新的发现。前一类观点是文化差异及道德束缚的老生常谈，后一种理由则涉及“藏象”这一中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中医对身体尤其是身体内部状态的诊查基于对外在表征的“望闻问切”，即“四诊”，综合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体验。而望诊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又显露出新的意义。医者的诊断目光是在中医观念的引导之下的。

“病夫”的回路

全书四个主要章节基本上是沿着时间前后顺序展开的。

第一章节呈现出有关中国的信息在向西方传译的早期阶段由于宗教、文化、政治等各类原因，接收者进行的片面解读。在中华大地统治者对于天花的防控已经有一套机制、体制之时，欧洲尚处于现代黎明前的长夜。隔离及免疫在中国的发明、运用没有导向中国防治天花能力相对发达的结论。相反，中国的传染病防控及免疫经验在“传译”中被刻意隐去，留下的则是关于天花病例的各类图示。

第二、三章节则探讨疾病图像的两类形式：绘画和摄影。二者在艺术史范畴内分属不同的领域，绘画是人为的再现，摄影则是来自客观世界的对象映射于底片上的光影。韩瑞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图像所面临的客观性压力不是来自于艺术风格标准，而是临床医学的要求。韩瑞“解剖”了这些图像，将表面的含义一层层地剥离，使绘图者、拍摄者制造图像的动机及目光显露。

这两个章节内还潜藏着另一维度：媒介技术（如现代摄影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得图像能够以更为广泛的范围、更为可信的效力来传播。这些疾病的图像随之流通进入殖民时代的公共领域，脱离了原本目的和初始语境，被挪用成疾病的象征。此番操作恰恰满足了那一时期西方人种学和社会达尔文理论建构的需要。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前三章内容是“病夫”的图像传入西方并在话语中被固定、构建的历程。第四章节则与前述组合成一圈“回路”。回路完成的时间节点即“病夫”被融入到中国现代话语内的那一刻。被“医学-殖民意识形态”浸染的形象迎来了它的“来世”。

清理与治愈

种族化的“病夫”形象激发出强权者的快感，却造成了中华民族精英的心理创伤。

试举两个原初场景：1913年11月13日，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进行了中国首次公开的尸体解剖。8天后，北洋政府便公布了有关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在解剖现场的纪念合影里，尸体赤裸裸地在场。解剖的合法化某种程度上也在为各类社会变革提供合理性。另一个场景实际发生于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日本留学中的鲁迅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间谍被斩首的幻灯片深受触动。这一幕在他20年代发表的文学作品里被复现。

“病夫”不只是刻板印象那么简单，它与我们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同步发生并渗透入基因，表达为需要被克服的先天缺陷。在林华所绘的一例患者身上，半个身体大的肉瘤上面敷着一枚小得可怜的膏药。传统疗法早已无济于事，临床手术却可以立竿见影——这是民族精英治愈中国的捷径。不过，他们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类似传统中医师般追寻疾病本质的思维方式。中医诊疗原则之一便是“治未病”，天朝欲去除病灶就无法通过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外科操作，一定有更为本质、关键的东西坏掉了。正因如此，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选择，意在改造国民性。

本书所涵盖的时间线至此已近末尾。摘掉“病夫”的帽子化为后续革命的心理原动力。但革命不仅要革除自身传统、社会机体内的致病因子，还要不断地警惕外来的威胁。“免疫学”作为现代医学的分支在革命历史中尤为突出。“清理与治愈”的话语悄然登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不断被提及。

传译与翻译

翻译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转换，传译则发生于异质文化之间。本书内容从英文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则构成了传译的再一次回返及复现。中文译者的任务不只是“信达雅”的翻译，也承担着“传译者”的责任及历史任务。在中文版序的最后，韩瑞表达出饱含人文关怀的期望：“这本书也能有其自身的来世，从而能为当下有建设性的相互交流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不仅仅是文化、医学和艺术的交流，更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交流我们所共通的人性。”

此序言作于去年12月，“多事之秋”一语成谶。本书的学术成果在今日世界大变局之下尤显启示意味，并且其基础性追问仍需要被继续：“谁在诠释文本？文本被如何使用？”此处的“谁”，在今天已然不一定只是我们假想出的敌人或破坏者，还可能就是我们自身。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里的判断已然变为一种双重指涉：“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