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学校的困境：从不被看见的职校生，到欠缺保障的劳动力

子津

（注：本文所谈论的“职校”，除特殊说明，均指中等职业学校，包括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前不久，就读于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读职校不是混日子；与此同时，作为对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回应，不少新闻报道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职校为例，试图证明读职校也能拥抱美好未来。的确，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令人惊喜的现象将会在部分试点学校和试点专业涌现。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长：今年6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7岁学生余某从深圳某电子厂宿舍六楼坠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6岁学生李某从昆山某工厂坠楼身亡。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暴烈瞬间，他们才是可见的。

这些事件看似矛盾，实则呈现出了职校的多重面貌。由于职业教育具备“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办学规模和资源配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体量，专业设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特征，而学生的实训和就业情况同样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得最好，教育资源尤其是教育经费和固定资产充足；而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特别的，当我们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或农村职校，会发现“混日子——成为廉价劳动力”确实是大多数职校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进入职校、成为职校学生、走出职校的道路极其漫长。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是从最后的瞬间出发、回溯，职校生的故事里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时刻，可能还有从家乡到广东、江苏工厂的漫长路途，有无聊的课程，有对家人的愧疚或怨恨。当然故事里会有痛苦、压榨和不堪，但它们真的不是一个个遥远的都市传说。

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进行汽车维修实操

谁在念职校？

最近中考普职分流的政策引发了大量讨论，但这并非新政策。如果追溯中考的起源，会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区分”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后，越来越多人希望能够接受高中教育，但与此同时，市场改革正在进行，“教育体系如何为市场培养既受到训练又不‘超出需要’的劳动者”成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中考制度被创立，用来把青年分为不同的类别，进入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轨道。国家为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定下了“5：5”的比例要求，而在实际分流中，这一比例维持在“6：4”左右。

根据2019年教育部统计公报，中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约为57.7%，这意味着超过四成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数据表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89.5%，在校生合计3994万，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万，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576.47万，成人高中在校生3.12万。也就是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占高中阶段全体学生的40%。与如此庞大的数量形成对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体上，在学术杂志上，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一项针对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在各类学校学习，且就读职高比例远远高于就读普高比例。根据调查数据，同一区域内，薄弱初中普高升学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优质初中普高升学率可达70%以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际差异则更加悬殊。和优质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汇集了那些更低阶层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再生产理论提醒我们，进入怎样的学校，接受怎样的教育，获得怎样的成绩，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能力问题。的确，大多数职业学校学生都没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败”这么简单。首先，中考失败有很多个人层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样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可以花钱上私立高中，但是对于来自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一旦丢失了分数这张唯一可靠的入场券，就再没有金钱铺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实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系外的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没办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办普高。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回老家就读，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职业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对有限，职业教育可能是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与迷茫的农村学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做田野。出于匿名的考虑，也因为这所学校地处江西省某座城市（后文简称为Q市）的郊区，我将它命名为“郊外学校”。从行政隶属的角度来看，郊外学校始终归Q市下属的县城（后文简称为Y县）教育部门管辖，所招收的学生也主要来自县城及县城下属的农村。学生家长的工作则以务农、打零工、工厂打工和做小生意为主。在翻阅学生学籍档案时，我发现还有一些学生来自省内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师告诉我，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在附近务工。

1998年左右，中国县城里的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达到顶峰，而随着县城城区内高中的扩张，其它普通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受到挤压，办学规模逐渐萎缩。Y县中等教育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Y县一中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大多数学生在各自乡镇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后，学生们争相进入Y县一中就读，全县高中教育内部的等级性越发凸显，渐渐呈现出“Y县一中显著优于乡镇高中和郊外学校”的面貌，而这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择校行为，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

“地方教育场域并非双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层结构，即“省会学校—地区级学校—县重点—县非重点”，且教育资源的向心过程并非简单地从一元流向另一元，区域间的流动逐层发生在省会、地级市、县之间，重点、非重点间的流动则主要发生在县一级。而且，逐层汲取的动力看似是市场的，其根本却是政策的或制度的。”（常井项，2019）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将大量低阶层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排除在系统之外。

“当重点与非重点间差距过大时，对学生而言，非重点学校就不再构成一种升学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势区域希望进一步升学的学生面临着更强的竞争与系统性的排斥。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间的差距扩大，却最终体现在‘初升高’阶段中。”（常井项，2019）中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格局，学校之间的力量对比影响了学生们的择校行为，甚至促使部分学生在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选择了前者。

念职校，仅仅因为考不上普高吗？

“多挣钱”、“减轻家庭负担”、“早点工作”，这些话屡屡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学生怀揣着类似的愿望来到了职校。不论是担心自己会浪费三年普通高中的投资，还是想要提前就业早点挣钱，学生们都把家庭经济状况作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们总是认为职校学生不如普高学生，不如大学生，觉得他们有各种恶习，甚至直接将他们称为“流氓”。学业成绩和道德素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等同起来。然而，在田野里，我却多次被这些学生的善良、成熟和纯真所打动，我常常觉得，他们比当年同样16岁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一书中，对“懂事”做了这样一番解释：懂事意味着爱，意味着对父母的理解，也意味着疼惜，还意味着自立和回馈。同样是想要自立，同样想要回馈，“读书的料”和“职校学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程猛所说的“‘读书的料’的‘懂事’是与‘不懂事’交织的”：他们选择的是漫长的求学之路，将对父母的回馈锚定在了遥远的未来。我们同样可以尝试去理解职校学生的“懂事”：他们放弃学业，希望尽早进入社会，将“回馈”的时间拉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当然也有不少学生抱着升学的目的来到了职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学校”，所有准备升学的高三学生组成了“高考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少职校都提供升学服务。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确实可以参加高考，而且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学生，他们升学的渠道更为多样， “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简称单招）”、“高职、专科统一招生考试（俗称三校生高考）”、“3+2（学生在郊外学校学习三年后，直接转入省内一所高等职业学校，并在该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拿到大专文凭）”都是可能的选项。虽然学生们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内的大专，但试题更加简单，成功升学的概率也更高。对于那些学习成绩较差、对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学生来说，职业学校的升学方式显得更有保障。可以说，职业教育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学历的最可行办法。

总之，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学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却选择了职业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学教育的学费压力更大；念普高意味着承担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升学的梦想；家庭经济情况需要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学生们的择校理由很多时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结伴报名）、爱情、面子，这些都是学生及其家庭在择校时会考虑的因素。

固然，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给他们带来了限制，所以他们只有有限的选择；但在有限的选择里，他们并非毫无想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进入职校，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家庭负担、个人成绩、未来职业的“最优解”。

身处职校，在缝隙中游走

学生们选择念职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着期待进入职校，但现实却往往残忍。

研究指出，中等职业学校规模盲目扩张，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术课程内容不能很好适应就业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学生的特点和企业的需求，教学质量低。实际上，大多数学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课睡觉、打闹，下课照样睡觉、打闹，回到宿舍后玩手机、打游戏。而且，职校学生的退学率很高，他们出于各种理由选择离开：不想在学校花钱“混日子”，认为学校教的东西没有用，厌倦了校园生活，想“混社会”……在一条条逃逸线上，附着的是学生们对当下校园生活的不满和对校园以外的“社会”的想象。“混”将学生们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校园以外，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离被认为是“封闭”、“压迫”的学校空间。

对于学校来说，这些学生的存在让校园生活变得“危险”，对他们的严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层次的学校重视不同的品质，学生们被培养成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听话和服从，规训更加严格。封闭的围墙、门岗的设置、无处不在的监视、军训、宿舍评比、时间管理等，共同将“军事化管理”的宗旨发挥到了极致。教育系统把青年人顺利统合到劳动力大军中，塑造和强化阶级、性别身份，从而使学生到工作岗位能够顺利适应，使经济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永恒化。学生对教师的服从，对应的是工人对老板的服从。军事化管理下，学生们被要求成为听话的职校学生，从而成为听话的工人。

这种管理方式对许多家长很有吸引力。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学坏，于是寻找一个寄存的地方，将孩子寄存到18岁成年，在这个意义上，职校是一个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在家长眼里，封闭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既然孩子学习成绩不行，那至少学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让他们“平稳度过这三年”。可以说，职业教育扮演了整合农村和城市闲散劳动力的角色，通过有组织的输出，避免“无业”带来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种“有组织的输出”并不一定能给学生们带来想象中的好工作。经由实习与就业，“成为职校学生”反而显露出了它愈发残酷的那一面。

学生正在进行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技能比赛

廉价且无保障的劳动力

职校的学制一般是“2+1”，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与实操，第三年去企业实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教育市场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职校逐渐成为一个输送劳动力的中介、一个市场主体，变成企业招工部门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它向企业不断输入学生劳动力来赚取企业的赞助；另一方面，它向学生收取各种费用以实现盈利。教育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是通过制度化的设定——“工学结合”相勾连的。“实习”作为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将职校、学生工和企业三者紧紧相连于商品化进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他们成为了廉价、弹性、无保障的劳动力。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六条，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也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但实际上，学生们常常会被安排加班，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甚至在面试时，“是否能上夜班”成为了一个筛选标准。

学生们对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普遍感到不适应，但是无力违背规定。不仅如此，学生工工资普遍低于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实习期间，他们可能还要向学校缴纳管理费，如中介费、交通费、安置费、管理费，而且不能拿助学金。被送往江苏一家电子厂实习的学生告诉我，第一个月，每小时工资只有13.5元，第二个月变成14.5元，后面加到16元，就没变过了。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协议，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这一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谈，很多职校学生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见过校企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学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于派遣公司的抽成，学生们的实习工资大大缩水，五险一金等保障也几乎不可能落实。

如果探究用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不断演变，它们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大量使用易管理且灵巧的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在内地的迅速扩张，修建超大型工厂，劳动力严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针对女工，越来越多男工涌入；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沿海地区建立外向型工业园区，内地城镇化工业发展，都需要廉价而大量的劳动力，学生工问题也逐渐突出。从此，工厂开始无节制使用学生工，学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儿童代替成年工：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就可以用同样的成本购买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虽然对企业来说，长期工可能更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不稳定，企业就会倾向于不招募太多长期工，而是招临时工。2020年，受COVID-19影响，市场并不稳定，许多企业都在招临时工和学生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常常下意识将“学生工”与“工厂”、“制造业”相联系，但并非所有学生都会进入工厂实习与就业。近些年来，服务业的从业人口不断增加，踏入服务业领域的职校学生也越来越多。然而，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可供中职毕业生选择的职业都属于低收入、低技术、依赖密集式人力生产的工种。工厂工作自然不必说，像如今十分常见的客服行业，实际上可被称为服务业里的流水线工作。职校毕业生依然沉淀在服务业的底端。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工人，他们的权益都没有得到教育法和劳动法的有效保护。通过大量使用学生工，企业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固定岗位的供给量，这实际上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越来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岗位，零散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会越来越糟。

改变是可能的吗？

事情并非从来如此。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在中等职业学校就读”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学生们毕业以后也能够获得令人艳羡的工作。伴随着“阶级”话语的消逝和工人群体的落幕，作为“打工者后备军”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被认为是欠缺的；与此同时，在如阶梯般的教育系统内，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作为被筛出去的那一部分，作为主流之外的被污名者，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权力的捶打。说到底，职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和国家的阶级结构有关——也许未来的职业不能完全决定他们当下的身份认同，但随着年级的升高，随着就业期限的逼近，他们终将在和社会短兵相接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的职业教育经历意味着什么、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如果说，“整个职业学校的教育市场（教育产业）仍然在哄骗他们，让他们以为那张文凭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那么，或许实习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学生们或许依然保留着对文凭和教育体系的信任，但实习就业将使他们直面赤裸裸的现实。他们也许会发现，尽管接受了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与其他打工者并没有太大不同。

针对职业教育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一些机构或组织尝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实务学堂、HOPE学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学坊是其中的代表。

实务学堂是一个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为15-18岁农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训和全人教育。“培养珍贵的普通人”是学堂的愿景。HOPE学堂直接服务职校老师和职校学生，通过在职校内开办各种活动，帮助学生们成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轻人。青草公益长期关注教育资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长，尤其聚焦于初升高这一重要节点，为学生们提供支持。近几年，它将目光投向“职业探索”，陪伴学生们探索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与路径。摘星学坊回应的同样是“职业教育的出路”这一问题，作为一所“培养设计师的体制外学校”，它试图探索职业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职业教育，我们也期待更好的未来在对话、理解和行动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动改变的发生，从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观念，的确是重要的。但观念的偏见建基于实实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学生们无法在职校获得好的教育，无法在就业市场里实现好的就业，“重普轻职”的现状就不可能被改变。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将来，职校学生很有可能成为打工者群体中的主力军。可以说，职校学生的境遇与整体劳动者的境遇息息相关，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要求我们对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予以更多关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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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