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

一 引言

高昌，即今东天山地带的吐鲁番盆地。已发现石窟寺遗址十四处，洞窟总量约四百余座，分布于吐鲁番盆地北部火焰山和西部盐山山脉多条河谷的两侧崖壁上，自东向西依次为斯尔克普沟中的忙得古尔、连木沁石窟，吐峪沟中的吐峪沟、苏贝希石窟，胜金沟口的胜金口、七康湖石窟，木头沟中的柏孜克里克、伯西哈、乌江布拉克石窟，葡萄沟石窟，大、小桃儿沟石窟，雅尔乃孜沟中的雅尔湖、交河沟北石窟(图一)。目前，仅吐峪沟、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及伯西哈四处遗址经过较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其余石窟寺尚未做过系统工作〔1〕。

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分期与年代问题，但高昌石窟尚未发现与开窟活动直接相关的纪年题铭或文献记载，部分洞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因采集样本误差过大、所指示的期别意义不明而难以使用。因此，构建准确可靠的高昌石窟寺遗址整体分期框架颇为困难。柳洪亮基于吐鲁番盆地政权阶段更迭，将高昌石窟分为高昌郡、氏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四个时期〔2〕。其他学者则多是具体探讨单处石窟寺遗址的分期问题，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以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为代表，通过美术史领域壁画风格样式的比较分析，确定洞窟群组的早晚关系，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分为“最古老者”、“回鹘人艺术风格”和“喇嘛教”三个时期〔3〕。第二种方法从洞窟形制、造像题材组合、造像风格、装饰纹样等方面对洞窟进行类型划分，通过比较各项类型划分结果的相似程度，划分出不同的洞窟群组，再以不同群组洞窟之间的打破、改建关系，得出遗址分期结论。如贾应逸对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伯西哈石窟〔4〕和王玉冬对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分期研究〔5〕。

高昌石窟是由不同类型、性质、等级的石窟寺构成的具有内在管理运作方式的寺院网络体系，只有在系统分期的基础上，才能复原高昌石窟寺群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不同时代切面寺院群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各处石窟寺的整体样貌。同时，石窟寺按照特定需求将具备不同功能的洞窟以组合形式营构而成，不同时期的寺院因使用方式和设计理念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洞窟组合。因此，可以通过洞窟组合的类型比较，探讨寺院功能和运作方式的变化。目前，高昌石窟缺乏整体性的考古分期框架，注重单体洞窟的类型分析，对于洞窟所处的原生组合和石窟寺等遗址背景信息关注不够。因此，本文旨在构建高昌石窟考古材料自身所呈现出的分期序列和发展演变谱系，分析洞窟组合类型的演变过程并复原不同时期高昌石窟寺的营建格局。

二 洞窟类型、组合与分期

在高昌石窟寺遗址群中，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营建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为齐全。其中，吐峪沟开凿时代最早，年代跨度涵盖整个高昌佛教史，以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的早期遗存为主体。柏孜克里克石窟虽然存在少量早期洞窟，但现存遗址主要属于较晚的西州回鹘时期。因此，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时代前后相续，涵括了高昌石窟从早到晚的发展阶段和其他各处石窟寺遗址的洞窟类型与组合。同时，通过对吐峪沟东区北部和西区中部高台两处主体性石窟寺斩山崖面区段的分析，已经明确了洞窟群的营建次第和不同类型洞窟的相对早晚关系，分别将东区北部石窟寺分为四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分为三期〔6〕，并推定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各期年代分别为氏高昌国和西州回鹘时期〔7〕。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分期也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现存遗址可分为 氏高昌国、唐西州、西州回鹘摩尼教时期、西州回鹘佛教时期〔8〕。 因此，可通过比较、整合吐峪沟与柏孜克里克两处石窟寺遗址的分期结论，构建高昌石窟发展脉络的主干和年代标尺，将吐鲁番盆地其余石窟寺遗址中不同类型的单体洞窟和洞窟组合纳入其中，最终建立高昌石窟的整体分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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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期

本期石窟寺营建于吐峪沟河谷东、西两侧阶地，占据了吐峪沟石窟遗址北部最为优越的崖面，包括东区北部和西区北部两处隔河相望的小型寺院。

1.洞窟类型洞窟类型简单，包括塔庙窟、僧房窟和储藏窟，以僧房窟及储藏窟为主体。

塔庙窟　仅有两座。形制差异较大。包括东区第18窟(吐编第36窟)〔9〕和西区第NK2窟。

第18窟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为前室，规模较小，平面呈横长方形，无前壁，为狭小的敞开式厅堂。后半部分以仿木构汉式方形三级佛塔为中心，佛塔之前的部分构成主室，其余三面与洞窟后半部各壁围合形成左、右、后三侧低矮的纵券顶甬道。中央佛塔矗立于窟顶之外，第一级与主室窟顶相接，顶部为西域式圆柱形覆钵，其上原或安插塔刹。主室正壁(即佛塔第一级正面)呈“凹”字形大龛，原塑一铺三尊像，主尊为大型立佛，两侧各为一身胁侍。主室左、右壁为成排成列分布的禅定千佛，其下为供养人列像。左、右甬道内、外壁各绘一铺相互对应的大型立姿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后甬道前壁(即佛塔第一级背面)上部残存坐佛床座，其下为一排八身相向排布的带头光人物，每侧四身，后壁壁画残毁。甬道壁面下部为三角垂幛纹壁带，顶部绘斗四平莲花(图二)〔10〕。

第NK2窟前部坍塌，残存窟室整体呈“回”字形，中央为大型方柱，占据窟室大部空间，左、右两侧各开一小龛。方柱与洞窟各壁之间形成低矮的纵券顶甬道。左甬道残毁，右甬道内、外壁为成排立佛列像。后甬道前壁残存一排四身立佛列像和一身天神(图版壹，1)，后壁中央和两端共开一排三个均匀分布的圆拱形大龛，龛内、外共绘七身立佛。甬道壁面下部为三角垂幛纹壁带，顶部绘成排莲花〔11〕。

僧房窟　僧房窟为此期数量最多的洞窟类型，形制结构与龟兹僧房窟相近，由甬道、小室、主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平面呈纵长方形，平顶或纵券顶。小室位于甬道后端，平面近方形，平顶。主室平面多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壁中央开窗，其内凿砌壁炉、土床等设施，少数洞窟壁面与窟顶相接处涂红色条纹带，壁面中下部涂红色连续矩形纹带。包括东区第15(吐编第34窟)、19+20、23窟(吐编第26窟)(图三;图四)。

储藏窟　储藏窟作为僧房窟的附属设施，开凿于僧房窟旁侧，两者一一对应。洞窟规模较小，开凿粗疏，形制多不规整，平面近方形，顶部平弧，地面凿有成排分布的圆形储物浅坑。包括东区第21、22、24窟。

2.洞窟组合吐峪沟东区北部石窟寺保存较好，洞窟组合形式单一。洞窟群分布于河流下切而成的第二、三、四级阶地，构成上、中、下三层寺院格局。塔庙窟第18窟营建于第三级阶地中央，属于寺院核心建筑，僧房窟及其附属储藏窟环绕周围。上层为僧房窟第15窟及储藏窟第22窟，东侧为僧房窟第19+20窟及储藏窟第21窟，下层为僧房窟第23窟及储藏窟第24窟。从而形成一处以塔庙窟为中心、僧房窟及储藏窟环绕周围、分层排布的小型石窟寺。

吐峪沟西区北部石窟寺崩塌严重，仅塔庙窟第NK2窟保存较好，位于窟群北端，该窟以南原开有一排洞窟，只残存后壁及其上所凿小龛，原或为僧房窟群。

（二）第二期

第二期仅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营建出一处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独立窟院。

１.洞窟类型洞窟类型包括塔庙窟和僧房窟两类，僧房窟数量众多。

塔庙窟　塔庙窟包括吐峪沟西区第33(吐编第12窟)、22窟，两窟形制相同，以第33窟保存最为完整(图五)〔12〕。第33窟由前室、主室两部分构成。前室规模较大，平面呈横长方形，无前壁，为敞开式厅堂。主室延续了第一期以仿汉式木构佛塔为中心的形制特征，但图像配设及其所映现的洞窟空间营造理念发生显著变化。平面呈纵长方形，以方形三级佛塔为中心，中央佛塔与主室左、右、后三壁围合形成高大的纵券顶甬道，几与窟顶平齐。佛塔体量较第一期缩小，底部为叠涩出檐塔基;第一级与主室窟顶相接，塔身正面开背光浅龛，原塑一坐佛二胁侍三尊像。其余三面各开一圆拱形大龛，两侧各绘一身立姿胁侍菩萨，上部绘两身相向飞翔的飞天;第二、三级矗立于窟顶之外，顶部为西域式圆柱形覆钵。主室左、右、后三壁绘成排成列分界格排布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其下绘联珠兽头纹和三角垂幛纹壁带。甬道顶部绘斗四平 莲花。

僧房窟　僧房窟为此期主体性洞窟，由前室、后室和小室三部分组成，各部分皆为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室前壁开圆拱门，一侧开圆拱窗。室内前部正对门道处垒砌挡风墙，墙后砌低矮土床。前、后室之间隔墙正中开圆拱门，其上开圆拱形明窗。隔墙顶端开采光、透气孔，斜通向后室。后室后壁正中开小室。各室不同壁面相接转角处涂红色条纹带，壁面中下部涂红色连续矩形纹带。包括西区第28、29(吐编第19窟)、30(吐编第18窟)、31(吐编第17窟)、32(吐编第15窟)、34、35、37、38(吐编第8窟)、39、52(吐编第7窟)、53(吐编第9窟)、54(吐编第10窟)、55(吐编第11窟)、56、57、58(吐编第13窟)、59(吐编第14窟)、60(吐编第20窟)、61(吐编第21窟)窟〔13〕(图六)。

2.洞窟组合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以塔庙窟第33窟为大型中心礼忏建筑，两侧上、下层各对称分布五座僧房窟，上层僧房窟前室建于下层僧房窟后室窟顶之上，下层僧房窟后室墙壁下部皆为开凿洞窟时预留的山体框架，以承托上层洞窟前室墙体。两层僧房窟空间位置逐一对应，同层分布的僧房窟形制结构相同。窟前为规整宽敞的平台院落。这些特征表明该石窟寺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各类洞窟功能密切关联的佛教窟院。其后，寺院规模扩大，于窟院北部摹拟第33窟增建出规制相同的塔庙窟第22窟。

（三）第三期

第三期石窟寺仍以吐峪沟为营建中心，但寺院数量激增，广泛分布于火焰山和盐山中的多条河谷，形成现存高昌石窟寺的主体构架。包括吐峪沟东区北部和西区南部、忙得古尔、胜金口、柏孜克里克、七康湖、雅尔湖等石窟寺。

1.洞窟类型洞窟类型丰富多样，包括塔庙窟、佛殿窟、僧坊窟、讲堂窟(?)、僧房窟、储藏窟及少量禅龛。

塔庙窟　塔庙窟数量陡增，包括吐峪沟东区第27[1](吐编第38窟)、西区吐编第2窟(图七)，柏孜克里克第9[1]、18[1]、45[1]窟，七康湖第4窟，胜金口第6[1]窟。其中，吐峪沟东区第27[1]窟、西区吐编第2窟，七康湖第4窟保存较完整，其余洞窟皆经后期重修改建。洞窟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为前室，规模较大，平面呈横长方形，为无前壁的敞开式厅堂。后半部分以中心方柱分隔出前部的主室和后部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横券顶。甬道为狭窄高大的纵券顶。造像布局以吐峪沟东区第27[1]窟、七康湖第4窟最为完整，主室正壁(即中心柱正面)开圆拱形浅龛，原塑坐佛，两侧各绘一身立姿胁侍菩萨。前壁及左、右壁分层绘制大铺因缘故事。顶部绘斗四平 ，平 中央为禅定坐佛，窟顶与主室前壁、正壁上端相接处各绘一排对称布局的连续立姿一佛二菩萨。甬道内、外壁中央各绘一铺较大的一坐佛二立姿胁侍菩萨说法图(图版贰，1)，周围环绕禅定千佛或相间排布的坐佛及胁侍菩萨，顶部绘斗四平 莲花。

佛殿窟　佛殿窟是此期新出现的洞窟类型，按照全新的营造规制被大量创建。根据洞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差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平面呈方形，地坪中央凿方形佛坛，佛坛上方正对穹窿顶，周围为平顶。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0(吐编第40窟)、50(吐编第44窟)窟(图八)。第50窟保存较好，窟外原有窟檐建筑，已大部残毁。佛坛正面开“凹”字形浅龛，其余三面不开龛。主室左、右、后三壁中央各绘一铺较大的一坐佛二立姿胁侍菩萨说法图，周围环绕禅定千佛，其下绘一排本生、因缘故事，壁面下方绘连续几何纹和三角垂幛纹壁带(图版贰，2)。后壁与左、右壁相接转角处上部各绘一座汉式方形三级佛塔。前壁自上至下绘禅定千佛，本生、因缘故事和几何纹、三角垂幛纹壁带，与左、右壁同类题材相接。门道上方绘交脚菩萨及二胁侍兜率天宫说法图，两侧壁绘供养人列像。中央佛坛造像残毁，但据格伦威德尔考察笔记，东区第30窟主室佛坛正面为一尊泥塑立佛，其余三面各绘一身立佛。第50窟与第30窟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布局相似，故第50窟佛坛四面原亦应塑绘四身立佛〔14〕。穹窿顶中心为大朵莲花，周围环绕成层分布的小型立佛，平顶部分绘禅定千佛，四角各绘一身胡跪神王。

第二类平面呈纵长方形，覆斗顶。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1窟(吐编第41窟)(图九)。窟室左、右、后壁中央各绘一铺一坐佛二立姿胁侍菩萨说法图，周围环绕禅定千佛，壁面下方绘连续几何纹和三角垂幛纹壁带。后壁说法图两侧各绘一列小型立佛。覆斗顶中心绘莲花，四披绘成排分布的小型立佛，各披相接转角处绘交脚坐佛，皆以植物、几何纹相隔。

第三类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包括雅尔湖第7窟。窟室左、右、后壁造像题材布局与第二类佛殿窟相同。前壁门道两侧绘小型立佛，门道顶部绘成排禅定千佛。窟顶中央绘三列以绿色水池为背景的大朵莲花，莲花之间绘莲蕾、水鸭、莲花化生童子。

僧坊窟　僧坊窟为此期新出现的洞窟类型，形制独特，由主室和各壁小室组成。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正壁及左、右壁开凿对称分布的小室。小室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或平顶。部分洞窟主室正壁绘七重行树与禅观僧，左、右壁上部绘僧人禅观图，下部绘本生、因缘故事。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2(吐编第42窟)、54(吐编第45窟)窟，西区第26、吐编第1窟(图一〇);柏孜克里克第10窟;胜金口第5[1]窟;雅尔湖第4窟。

讲堂窟(?)　此类洞窟规模较大，可以同时容纳多人集会，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壁开大型明窗，窟内正对门道处垒砌挡风墙。包括吐峪沟东区第28(吐编第39窟)、55(吐编第46窟)窟。

僧房窟　僧房窟形制复杂多样，包括四种类型。

第一类由主室、小室两部分组成。主室面积较大，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前壁中央开明窗。小室一般位于主室前壁或侧壁，面积较小，平面呈方形。主室、小室各壁相接转角处涂红色条纹带，壁面中下部涂红色连续矩形纹带。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吐编第27窟)、8(吐编第31窟)、12(吐编第29窟)、36、38、42、44、49(吐编第43窟)窟(图一一)，七康湖第5[1]窟。

第二类平面呈狭长的纵长方形，纵券顶，门道开于前壁一侧。包括雅尔湖第2、3、5、6窟，胜金口第4[1]、7[1]窟，七康湖第3[1]窟，忙得古尔第1[1]、6窟。

第三类与第一期僧房窟形制相近，由甬道、主室两部分组成，甬道末端不见小室。甬道平面呈纵长方形，平顶。主室平面近方形，覆斗顶或纵券顶。包括柏孜克里克第46[1]窟、忙得古尔第5[1]、2[1]、4窟。

第四类由前、后室组成，形制与第二期僧房窟形制接近，但后室后壁不开小室。包括柏孜克里克第8窟。

储藏窟　储藏窟一般开凿于邻近僧房窟的崖面，规模较小，形制不规整，地面凿有成排分布的圆形储物浅坑，壁面凿有对称布局的槽孔，用以安插架设木棍。包括吐峪沟东区第2、4、5、41、43、52窟。

禅龛　禅龛数量较少，规模极小，仅容一人坐于其中。平面近方形或横长方形，敞口，平顶。包括吐峪沟东区第1、7窟，忙得古尔第5窟。

2.洞窟组合第三期洞窟组合形式大为扩展，整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组合中皆包含一座僧坊窟，包括“塔庙窟+僧房窟+僧坊窟”，如柏孜克里克第8、9[1]、10[1]窟，胜金口第4[1]、5[1]、6[1]、7[1]窟;“佛殿窟+佛殿窟+僧坊窟”，如吐峪沟东区第30、31、32窟(图一二);“佛殿窟+僧房窟+储藏窟+僧坊窟+讲堂窟”，如吐峪沟东区第49、50、52、54、55(吐编第46窟)窟，雅尔湖第1、2、3、4[1]、5、6、7窟(图一三)。第二类组合中皆无僧坊窟，包括“塔庙窟+僧房窟+讲堂窟”，如吐峪沟东区第27[1]、36、38、28(吐编第39窟)窟;“塔庙窟+僧房窟(+禅龛)”，如七康湖1[1]、2[1]、3[1]、4、5[1]窟，忙得古尔第1、2[1]、3[1]、4、5、6窟。

（四）第四期

此期洞窟仅见于柏孜克里克石窟，洞窟数量较少，规模较小。

1.洞窟类型洞窟类型较为单一，包括佛殿窟、僧房窟和储藏窟。

佛殿窟　佛殿窟仅有两座，但形制结构差异较大，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柏孜克里克第69[1]窟，该窟规模宏大，前半部山体崩塌，后被晚期修建的第20窟封堵。残存部分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券腹弧平。左、右壁绘成排千佛，窟顶绘卷云纹、花卉纹。

第二类为柏孜克里克第4窟，该窟尚未完工，规模较小，平面呈方形，中央凿有低平方坛，现呈低矮压抑的平顶。

僧房窟　僧房窟仅有三座，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柏孜克里克第1+2窟，该窟结构复杂，由甬道、储藏室、主室、小室组成。甬道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储藏室位于甬道末端，平面近方形，地面凿有成排分布的圆形储物浅坑。主室位于甬道右侧，平面呈横长方形，横券顶。小室开于主室后壁右侧，规模较小，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

第二类形制规整，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包括柏孜克里克第3、6窟。

储藏窟　储藏窟仅有柏孜克里克第7窟。该窟规模较小，平面呈“L”形，壁面开凿横长方形小龛，平顶，附属于左侧僧房窟第6窟。

2.洞窟组合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部第1-7窟形成一处“佛殿窟+僧房窟+储藏窟”的完整组合，以佛殿窟第4窟为中心，周围排列僧房窟第1+2、3、6窟及储藏窟第7窟(图一四)。

（五）第五期

第五期石窟寺广泛分布于火焰山和盐山的多条河谷之中，多是继续沿用或重修改建前期洞窟，极大地改变了寺院原有的形制布局，另行选址营造新寺院的情形较少。

1.洞窟类型洞窟类型包括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讲堂窟(?)、瘗窟。

塔庙窟　塔庙窟根据是否沿用早期洞窟分为两类。

第一类沿用第三期塔庙窟，对原窟中心柱、甬道进行局部改造，重绘窟内部分壁画。包括吐峪沟东区第27[2]窟、柏孜克里克第9[2]、18[2]、45[2]窟、胜金口第6[2]窟。其中，吐峪沟东区第27[2]窟于主室右壁、前壁右侧和右甬道、后甬道外壁绘禅定千佛，中心柱左、右面中央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周围环绕禅定千佛。柏孜克里克第9[2]窟以土坯包砌原窟中心柱，正面开尖拱浅龛，左、右面各开一圆拱龛，背面设低矮坛座。甬道原纵券顶被凿毁抬升改造为新的纵券顶。后甬道外壁左、右两端各开一圆拱大龛。窟室左、右壁和前壁皆绘禅定千佛，后壁双龛两侧绘听法菩萨。第18[2]窟以土坯接续补砌已崩塌的窟室前半部，主室左、右壁分别绘炽盛光佛与九曜十二元神图和题材不明的经变画，前壁和中心柱左、右面前部绘誓愿画。第45[2]窟以土坯包砌中心柱，窟室各壁皆绘禅定千佛。胜金口第6[2]窟以土坯包砌中心柱，正面垒砌佛坛，左、右面各开一圆拱龛，背面开两圆拱形小龛。

第二类为重新开凿营建的洞窟，形制结构与龟兹中心柱窟相近。包括吐峪沟西区第18窟(吐编第23窟)，吐编第4、5窟(图一五)，伯西哈第3窟，七康湖第9窟。洞窟多无前室或与其他洞窟共用宽敞的前室。以中心柱划分出主室和甬道空间。主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横券顶或纵券顶。甬道皆为低矮纵券顶，后甬道两端或正对左、右甬道处开圆拱形大龛(图版壹，2)。中心柱平面呈横长方形，正面开背光浅龛，前设像座，其余三面皆开圆拱龛。洞窟壁画保存情况较差，难以确定其整体布局，各窟造像题材差异较大。吐峪沟西区第18窟前壁两侧下部绘供养人像，吐编第4窟右甬道外壁绘大幅经变、后甬道顶部绘天象图、大雁和植物纹样，吐编第5窟主室各壁下部绘一周供养人列像、甬道两侧壁和顶部皆绘禅定千佛。伯西哈第3窟主室左、右壁分别绘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甬道外壁绘连续分段排列的佛教故事，顶部绘莲花。

佛殿窟　佛殿窟是此期最为流行的洞窟类型，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带回廊式中心殿堂窟。中央为位置较高的方形穹窿顶殿堂，周围环绕一周高大的纵券顶回廊，右侧与一纵长方形、纵券顶配殿相连通。中央殿堂正壁绘大悲变相，左、右壁绘毗沙门天王行道图，前壁两侧绘供养人列像。正壁前垒砌长条形低矮供台，供台前方地坪绘方形地衣，内绘水波、乐器、水鸭、天鹅、游龙、鹿、山峦、植物等纹样。回廊两侧壁绘多幅大型誓愿图，顶部绘宝相花和帷帐纹。包括柏孜克里克第15+66、20+21窟(图一六)。

第二类为长方形、纵券顶洞窟。洞窟规模和内部像设情况复杂，可分为四型。

A型:洞窟规模较大，中后部砌方台，正壁砌涅槃台，塑绘涅 槃变，左、右壁绘大幅誓愿画，少数绘多身坐佛及其眷属，前壁门道两侧绘供养人列像，顶部绘成列禅定千佛。包括柏孜克里克第16、31、33、42[2]窟(图一七)。

B型:洞窟规模较大，正壁前砌像座，塑观音立像，左、右壁各砌三像座，塑绘多身坐佛及其眷属，前壁门道两侧绘供养人列像，顶部绘成列禅定千佛。包括柏孜克里克第17[2]、27[3]窟(图一八)。

C型:洞窟规模较大，窟室中后部砌佛坛，正壁塑山峦背光和观音立像，左、右壁绘誓愿画或多身菩萨，顶部绘成列千佛，前壁门道两侧绘供养人列像。包括柏孜克里克第34[2]、39[2]窟(图一九)。

D型:洞窟规模较小，正壁前或近正壁处砌像座，塑说法坐佛或二佛并坐像，像座正面和前壁门道两侧绘供养人列像，左、右壁绘誓愿画、经变、菩萨群像、观音，顶部绘成列千佛、太子逾城出家与五方菩萨。包括吐峪沟西区吐编第3窟、51窟，东区第58窟，胜金口第2、7窟，柏孜克里克第20[2]、21[3]、22[3]、23[3]、24[2]、25[2]、29、34[2]、35[3]、36[2]、37[2]、38[3]、39[2]、40、41[2]、43、44、47[2]、48[2]、49[2]、50[2]、51[2]、70[2]窟(图二〇)，伯西哈第1、2、4、5窟，七康湖第3[2]窟，大桃儿沟第9窟，小桃儿沟第4、5[2]窟。

第三类平面近方形，穹窿顶。正壁及左、右壁砌像座，正壁塑绘西方净土变，左、右壁可能分别塑绘弥勒经变、观音经变，前壁门道两侧绘供养人列像，窟顶为密教曼荼罗。包括胜金口第3窟，柏孜克里克第5、14、66、46、G33〔15〕、75、6、77窟，大桃儿沟第6、7、10窟。

第四类由前室、主室组成。前室规模正壁中央凿出小室，绘制壁画时被有意封闭。洞窟中后部垒砌横长方形供台，窟顶为一面坡形。正壁中央绘主尊坐像，两侧对称分布供养人列像，左、右壁绘成排分布的坐姿菩萨群像，前壁两侧各绘一身坐姿菩萨，门道两侧壁各绘一身立姿护法天神，窟顶原绘花果纹样。包括吐峪沟西区第66窟〔16〕。

僧房窟　僧房窟规模差异较大，但平面多呈长方形，纵券顶，窟内凿砌土床、壁炉。包括吐峪沟东区第14、16、39、40窟，西区第NK8-NK14、67窟(图二一)，胜金口石窟中部僧房群〔17〕。

讲堂窟(?)　讲堂窟规模较大，平面呈长方形，纵券顶，朝阳壁面开凿明窗，沿左、右、后三壁垒砌一周土床，部分土床正面塑绘阃门。窟内开凿小龛或壁炉。包括吐峪沟西区第24(吐编第22窟)、48、62窟(图二二)。

瘗窟　瘗窟皆以土坯于崖前垒砌，规模较小。平面呈长方形，横券顶。各壁绘花草、禽鸟等题材，正壁墙体之下营建方形小室，小室一侧以土坯垒砌棺床，其上安放僧人骨灰。包括柏孜克里克第82、83窟。

2.洞窟组合洞窟组合形式多样，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塔庙窟与一座或多座佛殿窟构成的固定组合，各窟共用规模宏大的横长方形宽敞前室。在三座以上洞窟形成的组合中，佛殿窟以塔庙窟为中心，对称布局。包括吐峪沟西区吐编第3、4窟(图二三)，西区第17、18(吐编第24窟)、19-21窟，伯西哈第1-5窟(图二四);七康湖第8-10窟。

第二类为双佛殿窟或三佛殿窟组合，如柏孜克里克第16、17窟(图二五)，第31、33窟，第75、76、77窟(图二六)。

第三类为佛殿窟、僧房窟、储藏窟构成的独立小型寺院，如吐峪沟西区第66、67、68窟。

三 各期洞窟年代

高昌石窟迄今未见与营建洞窟相关的纪年题铭或文献记载。柏孜克里克、吐峪沟、雅尔湖、小桃儿沟、伯西哈、胜金口、七康湖等石窟曾进行过初步的碳十四测年工作，但所得年代数据误差较大。鉴于目前尚无可靠的绝对年代数据，只能通过洞窟形制、造像内容与其他遗址的横向比对，结合壁画所据经本的形成时代，对部分洞窟的营建时间做出大致推测。

第一期中的吐峪沟东区第18窟占据了该遗址最好的崖面位置，是吐峪沟最早开凿的洞窟。该窟仿木构佛塔形式的中心塔柱是河西地区五世纪塔庙窟的传统式样〔18〕，云冈二期的第1、2窟主室中央则直接雕出方形仿木构佛塔〔19〕。第18窟主室左、右壁通肩和“U”形大衣相间分布的千佛，亦常见于河西北朝石窟。吐峪沟西区第NK2窟“回”字形洞窟形制和甬道两侧配置成排立佛的做法是于阗热瓦克、胡杨墩等早期佛寺塔院或佛殿的典型像设方式〔20〕。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推测第一期的年代约为五世纪左右。

第二期中的吐峪沟西区第33窟与莫高窟第四期中心柱窟第248、290、428、432、442、292、427窟〔21〕形制相似，窟内中心塔柱皆由塔基和方柱形塔身构成，塔基叠涩出檐，塔身三面或四面开单层圆拱龛。莫高窟第四期的年代范围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至隋初开皇五年(586年)〔22〕。而敦煌地区的塔庙窟也是在西魏以后逐渐形成四面均开一龛、不分层的塔柱形制〔23〕。同时，第33窟主室壁面下方出现的联珠兽头纹和第22窟供养人服饰上的四出花叶联珠纹与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织锦纹样相同〔24〕。因此，第二期的年代为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氏高昌国时期。

第三期中的吐峪沟东区第27[1]窟、西区吐编第2窟高大的纵券顶甬道，与酒泉文殊山现存的九座北朝塔庙窟形制相同。吐峪沟东区第27[1]窟、柏孜克里克第18[1]窟、七康湖第4窟甬道顶部所绘平及吐峪沟东区第30、31、50窟形式多样的几何纹、植物纹皆与文殊后山千佛洞甬道顶部壁画相同。吐峪沟东区第30、31、50窟和雅尔湖第7窟左、右、后三壁中央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周围环绕千佛的图像配置方式是十六国北魏时期凉州系石窟的典型造像布局。其中，吐峪沟东区第50窟多幅本生、因缘故事源自《贤愚经》〔25〕，又据《贤愚经》和《杂宝藏经》，原定“莲花夫人缘”和“婆罗门妇害姑缘”当分别为“善事太子入海品”与“兔王本生”。本生、因缘右侧残存原始墨书汉文榜题，表明壁画很可能据汉文经本创制，因而可以汉文经本的译出时代作为洞窟壁画的年代上限。《贤愚经》译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杂宝藏经》译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年)〔26〕，因此，该窟开凿年代当不早于472年。另外，吐峪沟东区第32窟主室所绘七重行树与禅观壁画的年代可能为六世纪至七世纪中叶〔27〕。综上，第三期的年代当为六世纪至七世纪前半叶。

第四期中柏孜克里克第69窟绘制的成排千佛、缠枝花卉和卷云花卉为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中常见的造像题材样式。第4窟右壁刻划有“西州行官赵怀光至此寺礼拜”的游人题记，表明该窟不晚于唐西州时期。据柏孜克里克崖下出土的《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开一窟，以为法华精舍”，此窟可能即为现已严重残毁的第69窟。贞元六年六月，北庭沦陷、西州危急，宁戎窟寺进行了大规模的营造洞窟、妆銮尊像法事活动，主要营建工程包括“凿悬崖，创营龛窟。持莲华，复立精舍”、“禅堂增损”、“诸窟堂殿，彩画尊像”，第1-7窟可能就是当时遗留的未完工的石窟工程〔28〕。

第五期中除柏孜克里克和胜金口石窟已知的大量回鹘供养人像和原始回鹘文榜题外，吐峪沟新近亦发现不少回鹘供养人及回鹘文题铭资料，如吐峪沟西区第18窟前壁右侧残存五身供养人，前两身为导引高僧，第一身附汉文墨书题记“清信第子戒信”，旁有回鹘文题记;第二身残存回鹘文题记。高僧之后残存三身回鹘供养人〔29〕。西区吐编第5窟主室前壁、两侧壁及中心柱正面像座两侧皆出现成排分布的回鹘供养人列像，各身供养人上方皆对应书写回鹘文题记。西区吐编第4窟右甬道外壁于大铺经变中墨书回鹘文榜题。斯坦因曾在西区第63窟发现两块回鹘供养人壁画残块，第一块为附汉文“沙弥戒清”、“沙弥□勤”及回鹘文榜题的供养人像;第二块为身着对狮戏珠纹的回鹘男供养人像〔30〕。西区第66窟主室正壁须弥座两侧各绘两身回鹘供养人像〔31〕。通过这些回鹘文原始榜题和回鹘供养人像，可以辨识确认一批回鹘期洞窟。据西州回鹘占据高昌和改奉佛教的时间，可知第五期的年代为十世纪后半至十四世纪后半。

四 高昌石窟阶段特征与高昌佛教

通过前文对不同时期洞窟类型与组合情况的排比分析和各期绝对年代的推定，明确了不同历史时段高昌石窟的主要特征，进而可将高昌石窟归纳为高昌郡至高昌国、唐西州和西州回鹘三个大的发展演变阶段。

（一）高昌郡至高昌国阶段

1.洞窟类型塔庙窟、僧房窟最早出现，并存在明显的系统传承关系。佛殿窟、僧坊窟、讲堂窟集中出现于第三期，数量众多，样式独特。

塔庙窟从第一期至第三期呈现出两大发展谱系。第一期塔庙窟为两种窟室空间划分理念的混合，一方面以佛塔作为洞窟中心建筑，另一方面又有意区隔出佛塔前方的主室和佛塔其余三侧的甬道空间。第二期塔庙窟继承了第一期以佛塔为窟室中心的理念和佛塔形制，虽然仍于塔柱左、右、后三面砌出绘有平的高大纵券顶，但窟室左、右、后三壁皆为成排成列分布的说法图，将窟室整体作为主室，四壁环绕中央佛塔，甬道的意味大为淡化。第三期塔庙窟空间营构理念与前两期明显不同，窟室中央以方柱区隔出前部的主室和后部的左、右、后三侧甬道。以仿地面木构佛塔作为窟室中心、不设甬道是凉州北朝石窟的典型特征，预留山体方柱将窟室分隔为主室、甬道和后室属于龟兹中心柱窟的营造规制。因此，第一期至第三期塔庙窟和中心柱窟两系并存，并呈现出显著的石窟空间融合重组特征。同时，两系石窟内的造像内容采用流行于河西的四佛或七佛与禅定千佛组合，并沿袭了龟兹、于阗的大型立佛、立姿一佛二菩萨说法图等造像题材。此外，吐峪沟西区第NK2窟的“回”字形布局和甬道两侧配设成排立佛的做法又与于阗地面寺院关系密切。

佛殿窟未见于第一、二期，至第三期时开始出现并颇为流行。洞窟形制既有河西覆斗顶和龟兹中央设坛的方形、穹窿顶形制，也有高昌本地的纵长方形、纵券顶样式，但不同形制窟室的左、右、后三壁皆绘一铺说法图、周围环绕禅定千佛，此种程式化的图像配置形式习见于酒泉文殊山前山万佛洞、张掖金塔寺西窟等河西早期石窟和永靖炳灵寺西秦第169窟。同时，部分洞窟壁面下部成排分幅的本生、因缘故事是敦煌北魏石窟常见的造像题材和布局方式。由此可知，第三期的佛殿窟是在龟兹、河西及高昌本土的洞窟形制与河西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重组配设而成。

僧坊窟集中批量营建于第三期，广泛见于多处石窟寺。洞窟形制相近，多座洞窟内绘有高度程式化的禅观图像。或在早期洞窟组合中增建此类洞窟，如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早期窟院中增建僧坊窟第26窟。或在早期其他类型洞窟中补绘禅观图像，如吐峪沟西区早期僧房窟第60窟后室被封堵，前室正壁和左、右壁分别补绘七重行树与禅观壁画。这些遗迹表明第三期时寺院僧团对此类禅观图像的实际需求。壁画所呈现的观想内容虽部分与《观佛三昧海经》等经本相合〔32〕，但整体观想次第却与现存禅观类经典皆不一致，或与高昌本土流行的禅法有关〔33〕。

僧房窟类型多样，从第一期至第三期体现出三个系统的发展脉络，第一系为龟兹式僧房窟，由第一期的甬道、小室、主室结构布局发展至第三期的甬道、主室形制。第二系为第二期前室、后室、小室形制，此类僧房窟与高昌故城β寺院僧房结构和营建技术完全相同。第三系为第三期高昌本土的纵长方形、纵券顶洞窟。

讲堂窟亦开始出现于第三期，洞窟规模较大，适合多人集会、高僧讲经说法或进行布萨活动。此类洞窟的出现反映出寺院僧众数量的增加和僧团集众仪式活动类型的变化。

2.洞窟组合第一、二期寺院组合形式简单，皆以塔庙窟为中心建筑，周围环绕僧房等栖止禅修类洞窟。至第三期，洞窟组合规模急剧扩大，形式复杂多样，不同类型、功能的洞窟不断加入组合，寺院功用不断拓展。同时，由以单一的塔庙窟作为寺院礼忏中心变为同时营建多座具备内在运作体系的成组礼忏窟，分别承担仪式活动的不同环节。就石窟寺的分布规律而言，第一、二期时，仅于吐峪沟内选址造立窟寺。至第三期，开始在吐峪沟以外的多条河谷中大规模营建石窟寺，反映出此时高昌佛教的繁盛和对山中石窟寺的突出需求，这与氏高昌王族热衷于兴造佛寺功德〔34〕及僧众人数的增加有关。如折冲将军新兴令 斌芝于县城以西显望之处，建造窟寺，因岩构宇，房廊周迎，禅室连扃。 高昌主客阴长史舍宅为寺，建立伽蓝〔35〕。镇西将军交河 子 造重光寺，右卫将军领宿卫事芝造追远寺，氏元台公主于丁谷山造无量寿窟〔36〕。

通过上述对洞窟类型与组合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期到第三期的高昌郡至高昌国阶段，高昌石窟呈现出特征鲜明的地域营造传统，在同凉州、龟兹、于阗等地佛教石窟营造理念交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融会东西、内容独特的“高昌样式”。“高昌样式”主体来源为凉州石窟系统，它完整继承了凉州大乘佛教图像体系，是“凉州模式”西进的具体映现。同时，大量吸收龟兹石窟的洞窟形制、造像技法和于阗地面寺院的造像布局形式，将凉州与西域的洞窟结构和造像内容重组配设。

凉州作为四、五世纪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学根基深厚，高僧云集辈出，广译经本，开窟造像〔37〕，形成了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模式”〔38〕。而自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设郡以降，高昌便成为前凉、前秦、后凉、段氏北凉、西凉、北凉通往西域的关键门户被直接统辖，与凉州联系交往极为密切。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凉州平，北凉王族携众西奔，442年于高昌建立“大凉政权”。北凉王室的西迁将凉州佛教传统移植高昌，沮渠安周于高昌城内营建了著名的“弥勒寺”〔39〕，供养抄写了大量佛经〔40〕，流行于河西的具有民间供养性质的北凉石塔亦流布高昌〔41〕。同时，高昌作为西域东进凉州的枢纽门户，西通龟兹，南连于阗，高僧大德孜孜往还其间，译经传法停留驻锡〔42〕，致使此地深受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两大佛教中心的涵化。如北凉沮渠京声至于阗衢摩帝大寺从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受《禅要秘密治病经》，东归高昌，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河西沙门昙学、威德凡八僧，游方于阗，遇般遮于瑟之会，各书所闻，还至高昌，集出《贤愚经》〔43〕。高昌国仙窟寺高僧法惠，初赴龟兹出家，修学禅律。复从高昌城郎中寺冯尼之劝，再赴龟兹，从直月悟道，修习禅法〔44〕。正是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北道东端的关键节点，才促使凉州、龟兹及于阗佛教和石窟开凿规制对高昌佛教和窟寺营建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唐西州阶段

第四期的唐西州阶段，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的石窟营造传统中断，洞窟形制继承了第三期佛殿窟、僧房窟的纵长方形、纵券顶结构，但造像内容与样式技法却是汉地传统的完整再现。此期多沿用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旧有的石窟寺，绝少重新选址开窟建寺或大规模开凿新窟，仅于柏孜克里克石窟营建少量洞窟。这些特征皆与氏高昌国的灭亡和唐西州的设立直接相关。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 氏高昌，设西州，在吐鲁番盆地建立起与中原内地相同的州、县体制和整套军政机构〔45〕，开始着力整饬 氏高昌国佛教，大量裁汰旧有佛寺〔46〕，削减清理僧尼名籍，限制佛教势力发展。 当时由官方颁授寺额的石窟寺可能仅有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山窟二院”条所记述的“丁谷寺”(即吐峪沟石窟)和“宁戎窟寺”(即柏孜克里克石窟)两处〔47〕。

（三）西州回鹘阶段

第五期的西州回鹘阶段石窟体系复杂多变，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建筑特征。

第一，西州回鹘从十世纪末改奉佛教〔48〕，延续至十四世纪后期，前后相继四百余年，一方面沿用大量前代石窟寺，仍以吐峪沟、木头沟等地为山门胜地〔49〕，重新修整扩建唐西州以来荒圮无主的窟院〔50〕，将摩尼教寺院再次改建为佛教寺院〔51〕。另一方面，也在前几期石窟寺分布的河谷内增建大量窟院、地面寺院或在宁戎城(即乌江布拉克城址)以南的火焰山北麓及大、小桃儿沟等地重新选址营建石窟寺。但是，除重新营建的塔庙窟于山体中开凿外，在重修前几期洞窟或新建洞窟时则多以建筑成本较低、易于塑形的土坯垒砌。各处石窟寺遗址土坯数量巨大，规格多样，洞窟券顶或穹隆顶部分使用特定形制和尺寸的土坯构件。这些现象表明西州回鹘在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以外，与前两阶段的石窟营建技术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二，本期出现两种石窟寺营造模式。第一种寺院规模较小，不同功能的洞窟以组合形式构成一座独立完整的石窟寺;第二种寺院功能区明确分化，僧房窟从功能完备的石窟寺中分离至地面建筑，礼拜性洞窟构成的供养礼忏区和栖止禅修的地面建筑位置邻近、界限清晰、关联密切，共同组成一处寺院。此种寺院洞窟组合的突出特征包括:皆由供养礼忏性洞窟构成，形式较为单一，共用宽敞高大的前室，可同时容纳多人集会;洞窟群组严格讲求中轴对称布局营建理念。

第三，集中出现一批营造规制统一的塔庙窟，与第一至三期同类洞窟迥异。洞窟形制与龟兹式中心柱窟极为接近，但窟室内配置的壁画题材皆为流行于高昌本土佛殿窟内的造像内容，各窟图像组合形式多变，未形成固定的程式化造像布局。十世纪中叶以后，喀喇汗王朝逐渐崛起，至1006年攻占于阗国后，开始从西、南两侧围攻西州回鹘，迫使西州回鹘疆域不断向东收缩。约至十一世纪后半叶，西州回鹘的西部边界已退至轮台、焉耆一带〔52〕。迫于此种压力，龟兹、焉耆大量信奉佛教的世家大族、佛教僧众和开凿石窟的工匠可能东徙流亡至高昌地区，吐鲁番这批中心柱窟或许就是由龟兹东来高昌的工匠直接开凿。但这批中心柱窟数量极少，在西州回鹘时期并不十分流行，表明高昌地区的回鹘人对于中心柱窟这样的洞窟类型较为陌生，在洞窟结构开凿完成后，并不具备成熟的造像配设方案，而是零散采取佛殿窟中的流行题材，规划设计出各座洞窟个性化极强的壁画布局。

第四，本期以佛殿窟数量最多，而佛殿窟最为流行的洞窟形制为纵长方形、纵券顶，此种属于高昌本土的简易洞窟结构自第三、四期延续继承而来，最终成为西州回鹘时期主体性的洞窟建筑形式。但是，洞窟内的造像题材却反映出涅槃、法华、授记、西方净土、忏悔灭罪、弥勒、观音及藏传密教思想等复杂多样的内容。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形成的强烈反差体现出西州回鹘并不过多重视窟形，但却具备复杂多元的造像体系。这种现象当与西州回鹘发达繁盛的高僧译经活动密切相关。西州回鹘胜光梨、迦鲁答思、脱印、安藏、合台萨里、斋牙答思、必兰纳识里、舍兰兰等高僧大德辈出〔53〕，先后将多部吐火罗语、梵文、汉文、藏文佛典译为回鹘文〔54〕，同一佛典常被反复修订或重译〔55〕，所译佛典经本多可与洞窟中的造像内容相互对应。

高昌石窟三个阶段主要特征的发展演变反映出高昌佛教体系和石窟营造传统的三次转变，其主要动因在于控制吐鲁番盆地政治力量的更替及所奉佛教的不同。第一阶段中的高昌郡时期，高昌受凉州政权直接统治，凉州佛教和石窟营造理念必然对高昌地区产生主流影响。至高昌国尤其是氏高昌国时期，政局稳定，国力强盛，佛教繁兴，形成了颇具高昌本土特征的佛教系统和僧团管理运作模式〔56〕。第二阶段，唐朝一改 氏高昌国时期的政治体制，设立四府五县统辖西州，整顿佛教僧团。 中原内地大量官吏、军士、僧侣、工匠、流民进入此地，汉地佛教逐渐成为高昌佛教的主体。第三阶段，贞元八年(792年)，西州陷落，吐蕃将西州官吏及一批高僧大德迁往河西〔57〕，高昌佛教遭受重创，众多寺院荒废破败。自803年漠北回鹘汗国统治吐鲁番盆地起至十世纪后期，西州回鹘一直奉摩尼教为国教。改宗佛教之后，西州回鹘逐渐形成自身的佛教体系，石窟营造自成一体，晚期受藏传佛教强烈影响，密教造像题材盛行。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昌石窟寺内容总录”(项目批准号:18CKG0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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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昌石窟寺遗址先后经俄国克莱门兹(D.A.Klementz)、奥登堡(S.F.Oldenburg)考察队，日本大谷探险队，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法国考察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探险考察。参看张广达:《吐鲁番绿洲及其探险简史》，《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92-1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116-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中国壁画全集·新疆·6·吐鲁番》，1-19页，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3〕Grünwedel，Albert，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Qaraš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Kö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Reimer，1912，225-227.

〔4〕贾应逸:《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比较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初探》、《伯西哈石窟研究》，《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393-401、402-433、448-4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王玉冬:《柏孜克里克佛教洞窟分期试论》，《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87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

〔6〕拙作:《吐峪沟石窟的斩山崖面区段与遗址考古分期》，《考古》2021年第11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8〕王玉冬:《柏孜克里克佛教洞窟分期试论》，《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87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森安孝夫:《ｳｲｸﾞﾙ=ﾏﾆ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合并号，1991年。

〔9〕吐峪沟石窟使用近年来考古发掘后发表的洞窟编号，并在括号中对应标注吐鲁番文物局原有编号(简称吐编第×窟)。对于少量尚未重新编号的洞窟，沿用吐鲁番文物局原有编号。其他各处遗址皆使用吐鲁番文物局编号。经过多时期重修改建的洞窟，以洞窟编号后附加[1]、[2]、[3]的形式表示洞窟第一、二、三期的情况。少数洞窟编号时发掘者误将同一洞窟的不同部分编作两号，现以两号相加的形式表示完整洞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14〕Grünwedel，Albert，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Qaraš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Kö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Reimer，1912，328-329.

〔15〕Grünwedel，Albert，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Qaraš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Kö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Reimer，1912，289-291.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4期。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18〕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242-254页，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2年。

〔19〕水野清一、长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纪におけゐ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一、三、十五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5年。

〔20〕Stein，M.A.，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Clarendon Press，vol.1，1907，490-500.

〔21〕石璋如:《莫高窟形》(二)，165、72、138-139、141、143、73、137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22〕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赵声良:《敦煌北朝石窟形制诸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

〔24〕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25〕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26〕释僧佑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59、62、63页，中华书局，1995年。

〔27〕

〔28〕拙作:《<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与唐西州宁戎窟寺》，《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

〔30〕Andrews，F.H.，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s in Central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TOY.Ⅵ.0145，TOY.Ⅵ.02 etc.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4期。

〔32〕

〔33〕Yamabe，Nobuyoshi，An Examination of the Mural Paintings of Visualizing Monks in Toyok Cave 42: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rigin of Some Chinese Textson Meditation，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Reimer，2004，401-405;拙作:《石窟空间与仪式秩序：重建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禅观程序》，《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4期。

〔34〕小田義久:《氏高昌国時代の寺について》，《龍谷大學論集》第433号，龍谷學會，1989年。

〔35〕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紀念論文集·历史編》，108-117页，平凡社，1985年。

〔36〕据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刻本《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九《记高昌碑》录文，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玉麒:《吐鲁番丁谷山文献疏证》，《吐鲁番学研究》2020年第1期。

〔3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78-279页，中华书局，1983年。

〔38〕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中国石窟寺研究》，39-5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9〕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期，65-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0〕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

〔41〕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4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69-276页，中华书局，1983年。

〔43〕释僧佑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沮渠安阳侯传第九”、卷第九“贤愚经记第二十”，551、3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44〕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第四“伪高昌都郎中寺冯尼传四”，189页，中华书局，2006年。

〔45〕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6〕小田義久:《西州寺考》，《龍谷史壇》第93·94号，龍谷大学史学会，1989年;姚崇新:《从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鲁番佛教寺院社会功能的转变》，《西域文史》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47〕此件文书由伯希和(Paul Pelliot)公布，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于1913年影印出版。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8〕Moriyasu，T.，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New:No.18)，Bezeklik，in Aspects of Rea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Silk Road Studies 16，Brepols Publishers，2008，191-228;森安孝夫:《西ｳｲｸﾞﾙ王国におﾏﾆ教の衰退と教の台頭》，《東西ｳｲｸﾞﾙと中央ﾕ-ﾗｼｱ》，590-617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49〕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50〕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集。

〔51〕森安孝夫:《西ｳｲｸﾞﾙ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東西ｳｲｸﾞﾙと中央ﾕ—ﾗｼｱ》，683-730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

〔52〕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152-1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53〕庆吉祥:《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奉诏旨编修执笔校勘译语证义诸师名衔”，《宋碛砂藏经》影印本，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5年。

〔54〕Zieme.P.，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Dunhuang since 1970，Journal of Central Asia 1983，6;81-101;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55〕付马:《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比较研究——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56〕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183-23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57〕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西域史地丛稿初编》，217-2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作者：夏立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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