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著名编辑萧立军的《无冕皇帝》
关于著名编辑萧立军的《无冕皇帝》
我写《无冕皇帝》
萧立军（2013，11，25.）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版
《无冕皇帝》在1988年5月出版的第三期《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发表后，同月《文汇报》编发了
《无冕皇帝》的故事梗概。这就引起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领导成员、书记处某些书记们的共同关注。而后，就发生了我所能预料的后果。
当时我写《无冕皇帝》的目的，的确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和哪一件事，我与任何人没有宿仇，用不着费这个劲儿。我写《无冕皇帝》这部书的最初动因有两条：一条是中国作家协会新党组和新书记处引导当前文学创作不利，由老党组倡导的文学创作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转向为“背离现实，面向自我”的岐路；二是中国作家协会风气败坏，各级领导搞裙带关系，与职工、会员争利益，失去公平、公正和严肃性。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坛的乌烟瘴气。当时我对中国作家协会新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能力和作风很为气愤，我对中国文坛的现状极为灰心，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创作极度失望。为了表达我的态度，我决定用文学创作的形式来表达。问题是用哪种文学样式呢？这让我很费思量。以报告文学的样式来写我倒不怕将来打官司，主要是出版不了，包括叶孝慎他们的杂志也肯定不能发表；用散文随笔的样式来写，又难以表达我的切肤感受，只有用小说的形式最为合适。尤其以纪实性的小说样式方便我的表述。于是，我就开始动笔写了《无冕皇帝》。
至于出版发表以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与我无关了。
《无冕皇帝》，书中展现的是编辑的职业道德。
《无冕皇帝》是我34岁时写成的。那是1986年3月至4月上旬，在不到二十天的时段内完成初稿近18万字。
初稿写完后，我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每天下午发低烧，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就这样持续了有三个月。在那年的7月初，我去了四川，在成都开了一个会后，我去了峨嵋，游了乐山，到了宜宾，访了雅安。晃悠了将近一个月才回到北京。这时，我又健壮如牛了。再铺开稿纸，边修改边誉写《无冕皇帝》。
相对来说，初稿好写，修改较难。我写初稿的时候，是在北京菜市口教子胡同内一座有六间瓦房的院子里，是受一位外交官朋友的托付帮人家看家。屋子里没有暖气，靠一个铁炉子烧蜂窝煤取暖，这倒方便我做饭炖菜。我每天早晨7点半起来，捅开炉子烧壶开水，将昨晚做好的米饭一泡，就着咸菜饱餐一顿，然后就进入初稿写作。
我的习惯是，头天晚上就拟定好明天要写的情节、人物、故事、细节。每天写作的进度不一样，不顺时怎么写都别扭，写两个小时也写不满一页500的那绿格的稿纸，憋到中午了也写不满两页稿纸。开始时，硬着头皮耗时间，怎么耗也耗不出好效果。于是，我就不再硬憋了，干脆出门去玩。有时写到9点半，就不灵了。放下笔，走人。也有顺的时候，有一天我一直写到下午4点多钟，数了数竟然写出了一万多字。
当边修改边誉清的时候，我发现凡写得不顺的地方，内容永远疙疙瘩瘩，凡写得顺的地方基本原样誉写。这让我意识到，写作这个活儿，不能硬憋，而该是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思。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东西的习惯，写顺了，唰唰唰地把当天计划完成，写不顺就把笔一扔玩去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改定誉清，用了4个多月时间才誉清最后一个句号，这时已是1986年底了。
《无冕皇帝》定稿后，我知道发表是一个难题。北京的几家出版单位肯定不是我这部小说落脚之地，只有考虑在外地出版。
于是，先东北后四川的寄给我的编辑朋友看，稿子旅游了一圈，回答大致一致：发表不了，不是因为质量，而是因为内容。我理解朋友们的心情，得罪人的事儿谁也不会干。
后来，我借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找到了上海市文联《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编辑叶孝慎老大哥，我把《无冕皇帝》这部稿子的遭遇经过讲述给他，同时把稿子交给他，这已是1987年初春了。
十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孝慎老大哥的信已经放在我的办公室。那时没有直拔电话，只能靠写信传递信息。他告诉我：《无冕皇帝》他看完了，很好！主编也看了，已经签发。我们不怕那些七七八八。寥寥几句，给我吃了一棵定心丸，总算给自己的孩子找了婆家。可是，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孝慎老大哥给我寄样书来，也没有信来告诉我不发表的原因。我也不好意思去信问，因为刊发我的稿子毕竟是有风险的，人家改变主意也是正常的。这样，一年后的初春，我接到孝慎老大哥的信，他告诉我，稿子在5月出版的那期杂志上发表，刊物出来就给你寄样刊。他说“拖这么久，是因为你房子还没有，职务也没提上去，如这稿子一发，你什么都不会有了”。
此时，我才知道稿子压下来的真实原因。孝慎老大哥为我想得周到。就在1988年1月，我分到房子，从单身宿舍搬进两室一厅的单元房。1988年2月，我被任命为《中国作家》编辑部副主任。
《无冕皇帝》在1988年5月出版的第三期《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发表后，同月《文汇报》编发了《无冕皇帝》的故事梗概。这就引起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领导成员、书记处某些书记们的共同关注。而后，就发生了我所能预料的后果。
当时我写《无冕皇帝》的目的，的确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和哪一件事，我与任何人没有宿仇，用不着费这个劲儿。我写《无冕皇帝》这部书的最初动因有两条：一条是中国作家协会新党组和新书记处引导当前文学创作不利，由老党组倡导的文学创作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转向为“背离现实，面向自我”的岐路；二是中国作家协会风气败坏，各级领导搞裙带关系，与职工、会员争利益，失去公平、公正和严肃性。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坛的乌烟瘴气。当时我对中国作家协会新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能力和作风很为气愤，我对中国文坛的现状极为灰心，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创作极度失望。为了表达我的态度，我决定用文学创作的形式来表达。问题是用哪种文学样式呢？这让我很费思量。以报告文学的样式来写我倒不怕将来打官司，主要是出版不了，包括叶孝慎他们的杂志也肯定不能发表；用散文随笔的样式来写，又难以表达我的切肤感受，只有用小说的形式最为合适。尤其以纪实性的小说样式方便我的表述。于是，我就开始动笔写了《无冕皇帝》。
至于出版发表以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与我无关了。
1988年6月1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书记处成员开会，讨论了《无冕皇帝》这个事件， “平和者”地提出让我就《无冕皇帝》写个检查， “激烈者”则提出开除我的公职。但最后传达到我这里是：停职并写检查。
检查，我不会写的。因为我没什么可要检查的。停职，那是你们党组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只能说无所谓。
我想，本来我就是赤条条地进来，我再赤条条地出去，也没什么。我认为，我让自己这么做，已然心安，这就够了。
当时，我还是照常上班，照常编稿子。
到了1988年的9月份，又传达党组意见，通知停发我的工资。他们开始玩阴的，就是想撵我走，断了我的活命钱。从此，我就不用上班了，只好离开《中国作家》，开始四处找饭辙了。直到1990年初，又一届新党组通知我回来上班，并且如数补发了我的工资。25年过去，一些人已驾鹤远去，一些已离开作协，对一些事也都淡忘，时间证明了很多。
这三十多年间，我始终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发现、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现在，重新出版《无冕皇帝》一书，也没有什么在内容上的增删，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所从事的33年的中国文学期刊编辑生涯。
如今我已经60岁了，我无限留恋我的文学编辑职业，我因之认识了自己的人生、结识很多师长、广识很多朋友。这是我最大的财富。
还因为我的朋友、兄弟作家赵瑜，他特请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雕塑家盛杨先生为我塑了一尊1：1的铜像送给我，在塑像的底座处还刻有：“中国文学编辑家 萧立军”字样。过奖了！这让我非常感动。这也许是重版《无冕皇帝》主要原因之一吧。
感谢这三十多年来朋友们对我的支持。
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对《无冕皇帝》的抬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