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推荐〗挂在茨威格的琴弦上

挂在茨威格的琴弦上

　　 余扬

　　在生前唯一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名《爱与同情》）中，茨威格的叙述似乎显得并不高明。引言——摘自小说中康多尔大夫说的一段话：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即把小说的主旨和盘托出。一切不出读者所料，后面的故事就围绕这个主题不紧不慢地展开：奥匈帝国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结识了下肢瘫痪的少女艾迪特，出于同情常去陪伴、关心、帮助她，天长日久，使艾迪特萌生了爱情。霍夫米勒发觉艾迪特倾心于自己，便惶然不知所措。经过一番痛苦的、矛盾的内心挣扎，霍夫米勒出于同情和怜悯而答应与艾迪特订婚，但旋即后悔。艾迪特得知霍夫米勒毁约，痛不欲生，跳楼自杀。霍夫米勒因此带着沉重的负罪感而抱恨终生。

　　茨威格在小说中通过“我”这个第一人称切入，转而切换到主人公霍夫米勒的第一人称视角中，让我们不知不觉融入霍夫米勒跌宕起伏的心灵世界。小说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更让我们感觉到整个故事的切近，仿佛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旁，就发生在我们心灵深处最感动的地方。难能可贵的是，茨威格以艾迪特的自杀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境：艾迪特的自杀是谁的过错，霍夫米勒是否需要为此负罪终身？这样的质问不能不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确乎，茨威格通过讲述这个故事为“爱与同情”的命题做了最好的注解。然而，这里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惑：除了开头部分，“我”这个后来再也没有出场的人物承担了一小部分叙述功能，通篇小说近乎是霍夫米勒的现身说法，霍夫米勒的故事如何撑起了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

　　作为一个在小说叙述上力求简洁明快的作家，茨威格自然不容许自己的作品冗长繁琐。然而小说鲜明的主题，却让一些“旁逸”的枝节轻轻滑过了我们的视线。不难看出，小说其实讲了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康多尔大夫是霍夫米勒整个心路历程的见证者，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在行医过程中认识了瞎女人克拉拉，出于真正的同情——“不是一种杀人致命的软弱，而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力量”，放弃优厚的条件与她结婚，在给妻子带去幸福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他以自己积极的行动为真正的同情树立了一个范本，正是他一次次洞悉了霍夫米勒的懦弱，在关键时候促使霍夫米勒承担起“爱与同情”的责任，也正是这个长期为艾迪特做诊疗的康多尔大夫，让我们知道了艾迪特父亲开克斯法尔伐的故事。这个本名叫卡尼兹的犹太人，原先地位卑贱、穷困潦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介入开克斯法尔伐庄园遗产事件，费尽心机骗取庄园新继承人狄称荷夫的信任，顺理成章当上了开克斯法尔伐庄园的主人。出于未泯的良心，他娶了上当受骗的狄称荷夫，与她生下了女儿艾迪特。命运却并没有因为他的“赎罪”而善待他，先是狄称荷夫早逝，继而他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女儿身上，悖谬的正是他的倾心关爱和霍夫米勒的“同情”促成了艾迪特最后的自杀。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在小说中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构架。而这三个主要小说人物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更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张力，挂在茨威格的琴弦上，我们听到的不是霍夫米勒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更像是一出“爱与同情”的三重奏。

　　这部小说写于1938年，距作家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仅四年。结合作家生活的年代和经历，或许我们还不难听出一点弦外之音。小说的三个故事呈现了茨威格一个人的“战斗”。茨威格一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深切感受到霍夫米勒式同情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怯懦地跟随战争，默默承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苦难。茨威格想告诉他们的是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只有选择在战争与苦难面前的担当和抗争，才有可能真正远离心灵的焦灼。然而，茨威格在小说中让霍夫米勒为错误的“爱与同情”承担了一生的负罪，作为小说的创作者，他自己却选择以服毒自杀的方式，匆匆挣断了生命的琴弦，那嘎然而止的一声断裂摧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