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的刘虞和公孙瓒对待异族的态度不同，谁的看法才是对的？

现在有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的幽州跟现在的情况一样吗？当时的幽州辖境含北京、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天津海河以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东邻夫余、高句丽、沃沮、濊貊，境内有乌桓，是毗邻和居住众多少数民族的州，又是战马主要产地，关系着边境安全和军队的强大，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文化断层区，是华胡分界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分界处。

东北地区的彻底汉化经过了接近两千年的时间，期间一直反复；一直到晚清民国才完成——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人口现状已具备汉化东北的实力了。

在东汉末年，当时的刘虞、公孙瓒有什么能力改变这一局面？

当时的汉族人口足以支撑汉化东北吗？

当时的农耕技术足以开发东北荒地吗？

当时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汉化东北吗？ 另外，即使移民实边垦荒、军事征伐，那也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策，是刘虞一个幽州刺史能决定的？

刘虞刺史幽州，从汉灵帝起，延续至193年军阀割据时期。汉灵帝期间，中央暗弱，戚宦之争、党锢之祸乌烟瘴气；地方刺史总揽大权，隐隐呈割据趋势；地区豪强、庄园割据。这种中央政权能支撑征服东胡，汉化幽州？

184年更是爆发了中原的黄巾起义，凉州先零羌起义，流民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并蔓延至幽州南部（张纯起义）。

摆在刘虞面前只有一条路：抚剿结合，剿灭叛乱者，安抚顺从者，引胡为己用，以胡制乱，以胡制胡，这便是幽州基业的根本。莫非还像公孙瓒一般为图功名，强行征剿，到处树敌，把未反的胡人也逼反了?

汉灵帝时期，刘虞在幽州的安抚政策是卓有成效。如《三国志》所言，“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虞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以能治身奉职，召为郡吏，以孝廉为郎，累迁至幽州刺史，转甘陵相，甚得东土戎狄之心。”这便是儒学文官治理的好处，刘虞也得到提拔“征拜尚书令、光禄勋，以公族有礼，更为宗正”。

黄巾起义后，幽州地区中山相张纯与乌桓首领丘力居响应叛乱，朝廷派公孙瓒平叛。公孙瓒采取强力镇压的方式，结果与胡相攻击五六年，劳民伤财，结果呢，白马将军治下，“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朝廷被迫重新任命刘虞为幽州刺史，收拾残局，“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责使送纯首。"不久，丘力居等听闻刘虞到了，极为欣喜，各遣使者归顺。胡人就斩杀张纯，献其首级。刘虞兵不血刃平定了幽州乱事，这体现了刘虞的智慧：抚剿结合，铲除祸首，余从不论，安抚顺从。

那位威武雄壮但徒劳无功的铁血公孙瓒害怕自己的功劳被刘虞抢走了，乃暗地派人谋杀胡人使者，又劫掠刘虞赏赐胡人之物，意欲挑拨汉胡，重新开战。公孙瓒的目的就是征伐胡人谋取功名而已，神经末梢估计都没想过治理好幽州。

董卓进京后，诸侯讨伐董卓，开启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各路军阀争夺的是什么？不是田地，因为战乱后田地大量抛荒。军阀争夺的是人口，人口可以耕作，可以作战。不管汉人胡人均是军阀争夺的资源。谁取得更多的人口，谁在竞争中就更有利。

刘虞保境安民，众望所归，深得当地汉人、胡人民心，手下军队估计约十万，骑兵估计约数万，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袁绍曾经想推举刘虞为皇帝，也是因其声望）。

当然，不免为功禄心极重的公孙瓒所忌。最终双方酿成战端，刘虞虽有政绩，但带兵打仗终究不如职业军人公孙瓒，落得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公孙瓒杀刘虞后，未安抚胡人人心，反而采取暴虐胡人的政策，最终激怒了刘虞的旧部和胡人。在公孙瓒与袁绍争霸期时，刘虞旧部渔阳鲜于辅、齐周、骑都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率州兵向公孙瓒寻仇。幽州响应者众多，阎柔招揽了刘虞的支持者——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斩杀公孙瓒委派的渔阳太守邹丹。袁绍又派遣麹义及刘虞之子和，率兵与阎柔、鲜于输等南北夹击，彻底击垮了公孙瓒。公孙瓒只能困守易京等死而已。

幽州的后继者袁绍、曹操均延续了刘虞的剿抚结合、安抚为主的政策对待乌桓、鲜卑，以争取更多的人口人力，这就是当时的国情！袁绍夺得幽州后，厚待乌桓，乌桓成为袁绍军队主力之一；曹操征服了乌桓后，也引乌桓己用，引其入魏军。自此，乌桓铁骑名震中国。

曹操采取了内迁胡人的措施，确实造成了胡人乱华的威胁。但麻烦搞清楚一点：有待商榷的是”内迁胡人“，不是”剿抚结合、安抚为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