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让《史记》重见天日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一生的得意之作。但在司马迁生前,因为直谏遭受腐刑,又遇到险恶政治环境,他对这部著作能否流传于世非常担心。未雨绸缪之下,司马迁让尚在身边的女儿司马英将《史记》手稿另抄一份。他将女儿抄写的“副本”留在京师长安,适时呈送给汉武帝审查。他将原稿作为“正本”,秘密送往女儿婆家——“华山脚下”的杨家珍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将这种做法隐晦地阐述为“藏之名山”。

事情果然不出司马迁的预料。进呈的那部“副本”后来不知所终,据传遭到了汉武帝的焚毁。而目前流传的《史记》,则是根据司马迁事先藏匿于亲家内的那部“正本”刊印的。

作为付出极大精力的心血之作,作者司马迁并没有等到《史记》流传的那一天。而让《史记》得以重见天日的,是他的外孙杨恽。

杨恽是司马英的次子。他自幼聪慧,跟随母亲熟读外公的《史记》文稿。外公洋洋洒洒、爱憎分明的叙述风格,让杨恽读得如痴如醉。他自此爱上了《史记》,并开始对许多历史典籍产生兴趣。

因为兄长的引荐,杨恽顺利入仕为官,不久即“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被任命为左曹。

杨恽的人生转折,缘由一次意义重大的告密。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氏家族意图发动叛乱,推翻宣帝另立他人。杨恽闻知此事,即密告给侍中金安上,金安上再奏宣帝。皇帝得以迅速采取措施,霍氏家族被迅速诛灭。杨恽和金安上因告密有功,皆被封侯。杨恽被封平通侯,食邑博阳,后来又升任中郎将。

因为得到皇帝信任,杨恽借机呈上外祖父的《史记》,希望它能重见天日。此时距司马迁离世已有20余年,汉宣帝并没有因为曾祖父汉武帝曾反感此书而反对。他只是删除了其中几篇文章,就允许其书简公开。幸运的是,被汉宣帝删去的如《今上本纪》等文章,后来都被补充完备。

杨恽任中郎将期间,理财节用,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因为廉洁无私,有公平公正的美名,他又被擢升为诸吏光禄勋,仕途似乎一帆风顺。

杨恽因一次偶然告密而获功,让他渐渐对告密不可自拔,甚至以告密为己任。凡同僚中有与自己有过节的,他“必欲害之”,通过挖人隐私来获益。而这种扭曲的性格,也让杨恽走上末路。

当时杨恽与太仆戴长乐的关系非常紧张,几乎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不久,有人告发戴长乐曾帮助皇亲贵族私下演习宗庙祭祀的礼仪,有谋反的嫌疑。廷尉审理此案期间,戴长乐认定背后肯定是杨恽告发。他发掘杨恽的过往,密告杨恽种种不端行径。如杨恽看到“高昌侯车奔北掖门”,就对别人说:“当年有人奔北掖门,然后昭帝就驾崩了。如今又有人往那里去,这是天时,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这其实是借昭帝之死来议论宣帝,诽谤当世,有失人臣之礼。

戴长乐还检举杨恽在皇宫西阁观画,指着夏桀、殷纣的画像说:“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戴长乐认为西阁有尧舜禹汤等贤君的画像,杨恽却唯独钟意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可见险恶用心。宣帝怜惜两人的才华,不忍加诛,诏免他们为庶人。

杨恽丢官之后,心灰意冷,在家大兴土木,以财自娱。后来友人孙会宗给他写信,劝说他低调从事,“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孙会宗希望杨恽能谨慎度日,免得惹人议论,招致灾祸。但杨恽素来性情不羁,对自己被免职又心有不甘,所以借着给友人写信的机会大发内心不满,说了许多诽谤朝廷的话。

杨恽在信中言辞激昂,说自己“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西汉时期刑罚严酷,大臣时常遭遇杀戮。杨恽能免为平民,已经算是虎口逃生。但杨恽始终觉得自己是无罪免官,所以变成农夫实在凄凉。而朋友觉得他招人耳目,更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杨恽在书信中,介绍自己的庄园生活,有“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豆竿)。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之语。

这首名为“拊缶歌”的自娱歌词,成了杨恽后来身死的关键。从表面看,它只是反映一个官员落难,突然去做庄园主的艰难悲楚,不含任何政治深意。

但在今文经学盛行的西汉,许多事务都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到了魏代,经学家张晏在注释《汉书》时,保留了他所获得的解读信息:“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也,当在仓,“零落”在野,喻己见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经过今文经学莫名其妙的解释,这首原本歌咏农夫生活的诗歌,一下子饱含讽刺朝政、诋毁帝王的深意。怪不得汉宣帝“见而怒之”,最终判处杨恽腰斩了。（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