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诞生

1937年9月6日，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村外的田野上，临时搭起的阅兵台，几根白杨木撑起的架子上张贴着大标语:“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抗战到底！” 9000多名红军，在这里誓师出征。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服装的最大变化是换军帽。师长刘伯承作动员讲话后，下达了“换帽子”的口令并带头换下了红军帽。“红五星”帽徽变“青天白日”图案，成为红军改编的标志物。三原誓师后，一二九师和先前整编的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样，直接开赴抗日前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从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变成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了。红军整编诞生了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诞生紧紧连在一起。

一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毛泽东接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搞党内合作吃大亏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意给番号。因为与孙中山主动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并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履行协议。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谈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早有预见。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零八个团。军官由延安派。而国民党只给两个师、八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直属南京或西安领导。除师长由中共派外，其他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在谈判举步维艰时，毛泽东指出：“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除此之外，“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具体编制及兵力问题作了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五条意见，由周恩来起草文件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中第三条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队共四五万人。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中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国民党派人联络。史称“三八协议”。但没想到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介石又反悔，不同意了，仍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军官全部由南京方面安排，不设总指挥部。谈判又回到了僵持状态。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二次杭州会谈、5月2日至14日的第三次庐山会谈，都是围绕着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蒋介石从控制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工作，取消各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师参谋长与师副职由国民党派遣。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蒋介石的这些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毛泽东坚持共产党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部队中任职。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止步不前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蒋介石对日本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心存幻想，对再次媾和心存侥幸，谈判依然无果而终。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在命令部队云阳集中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7月底，毛泽东亲笔给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蔡元培、黄炎培等七十余人写信，通报国共两党会谈的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接毛泽东的信后赶赴南京，绝食静待三天，当得到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将提交国防会议研究才返回北京。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做统战工作，其间频繁拜会了冯玉祥、李济深、刘湘、龙云等一大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诚布公地阐明中共对共同抗日、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冯玉祥以辞副委员长相劝蒋介石，说：“委员长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红军只编三个师，仅有国军的六十分之一。再说，红军早就高喊抗日，将他改编，他能不上抗日战场？那时，你可以一下把他送到最前线，然后再给他划一个防地范围，不让他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给了红军番号，让其名正言顺的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是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最有代表性的是谈判期间，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的所谓“黄白案”。主要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哈哈一笑，一针见血地指出：“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嗷！”在这之前已出现过中共闽粤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组织部队整编时，由于过于轻信国民党，使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157师以点编发饷为名骗至一地，全部缴械的教训。“黄白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坚决拒绝。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一直断尾求生的蒋介石有点清醒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直掐咽喉。江浙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非东北、华北可比。多年来，江浙为蒋介石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断后路了。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8月中旬举行的第5次国共会谈才出现了新的转机。蒋介石在调动国军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领导权完全给中共。番号是第八路军。这个番号是桂系部队改编后空出的，而三个师则用此前吃了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120、129的番号。给败军之名，暗含了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心愿。周恩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8月22日起，连续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2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红军改编后的作战方针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25日，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15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20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29师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全军编制4.5万人。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全师1.55万人。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全师1.4万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全师1.3万人。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月后的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旗开得胜，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士气，鼓舞了信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二

毛泽东在争得对八路军领导权的同时，对新四军整编中的领导权也同样重视。叶挺担任军长的过程和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他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 并提出改编后的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这一建议并同意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番号则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第一次大革命时，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新四军”，是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四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共同组织北伐。第二次北伐的8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共产党员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1926年8月下旬，北伐西路军在组织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2000多名叶挺独立团的勇士奉命增援李宗仁第七军等部队。他们勇猛血战，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荣誉。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竖写的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 因铁军“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军史上最早的军。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就是希望这支部队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虽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推选叶挺为军长人选。中共推荐的其他人选，国民党反对。国民党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中共不同意。国共两党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由谁指挥这支抗日武装相持不下。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中共中央在不反对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

11月3日，叶挺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第二天晚上，延安隆重集会，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感动得心潮起伏，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1月9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于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白皮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叶挺信仰信念不改，出狱后的第一个要求是重新入党，后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北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员一块组织领导国民革命军消灭军阀，北伐成功了，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杀了共产党个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抗日，在党外合作中，共产党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法生存发展，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又故伎重演，妄图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毛泽东早有准备，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得了天下。这个早有准备的起点就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成功。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犯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他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使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雄厚物质基础。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对一个访华的日本代表团说，感谢日本侵华，是从坏事变好事说的，不是说日本侵略者帮了共产党的忙。但坏事变好事的条件是路线正确。八路军新四军的整编及后来的大发展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