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战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七七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在它的背后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阴谋？

图：印有福泽谕吉头像的日元钞票

钞票上这个人名叫福泽谕吉，从1984年开始，他的头像就被印在了日本的万元纸币上。这个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军国主义分子，早在100多年前，就有着一个与中国有关的白日大梦。

岳思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守卫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

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927年六七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 “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

图：田中义一召开会议

193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出现了几个形迹诡秘的人，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震太郎。

中村震太郎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携带的东西是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等带有明显的军事用途的物品。

萨苏 文史作家：

当时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形迹诡秘，就派人把他们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来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最后关玉衡可能想的办法就是把他给枪毙了。

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中国的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接下来，他们的目标直指华北。

1933年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 2天后，山海关失守。随后，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

为了阻止日军的侵犯，国民党第29军参战部队重新部署，严阵以待。

刘志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喜峰口战役，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倾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着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栩栩如生，多有夸张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

图：喜峰口战役中的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

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月之后，最终势孤不支，奉上级之命“忍泪撤退”。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

图：《华北日驻军调查》

1936年，短短数月，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数量激增；据《申报》上刊载的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显示：“总数达一万四千以上，驻在北平者共四千人”的数据。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

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数千名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男子被征召派往中国参加战斗。

图：卢沟桥

1937年的春天，华北的局势突然变得平静起来。

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当时说道：“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