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在教权面前不能怂——说说中国伊斯兰教存在的问题

【摘要】首先声明，中国穆斯林群众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历史上，多少穆斯林为国为民，殚精竭虑、舍生取义，让人敬佩。我对穆斯林的信仰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世界上的伊斯兰问题太复杂，很多情况咱也整不明白，搁下不表。这里说说中国伊斯兰教的问题。

在伊斯兰教后面加“问题”俩字，有的人会不高兴了：你这是怀着对伊斯兰教邪恶的偏见啊，是妄图破坏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啊。首先声明，中国穆斯林群众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历史上，多少穆斯林为国为民，殚精竭虑、舍生取义，让人敬佩。我对穆斯林的信仰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现在网上网下民意汹汹，可不能简单归罪于有人挑拨。不好好探讨一下问题所在及出现的原因，下决心解决，对谁都没有好处。

一

伊斯兰教从7世纪创立开始，就是政教合一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是集教权和政权于一身的统治者。在中国这样的世俗国家，没办法搞政教合一，但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在历史上为了保证安全、保持凝聚力，依旧保留着“乌玛”组织的大体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坊而居。在穆斯林社区里，伊斯兰教是主流意识形态，掌握教权的教士阶层享受特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自古就是个宗教宽容的国家，穆斯林在一个地方扎根以后，也就慢慢融入了当地生活。元明以降，伊斯兰教努力中国化，借鉴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修建中国风格的清真寺，回回学者还热衷于以(儒)教解(古)经……但那毕竟是万恶的旧社会，穆斯林群众跟其他老百姓一样，也受着阶级压迫。教士呢，则成了地主乡绅和行会扛把子，甚至当了官。教权被皇权收编，成了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清代开始，新教派陆续从国外传进来，一度成为穆斯林群众反抗压迫的工具，迅速发展，到清朝中后期，原教旨的瓦哈比思想也传入中国。(说起来，瓦哈比运动还是伊斯兰教自我净化的一场运动。但因为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只能选择向后看，要求从字面出发，严格遵循1000多年前形成的《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尤其伊斯兰教法，就像中国古代的《唐律》、《大清律》，是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的法律，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法添加了宗教光环。不好理解的话，可以想象一下，唐朝很富强，很多人喜欢，但如果现在要用《唐律》作为法律呢?)新教派是中东地区来的，跟中国本土文化格格不入，造成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几近停滞，有些地方还倒退了。新教派秉承原教旨主义的唯我独尊意识，对“异教徒”很是看不上，比如反抗官府的“陕甘回民起义”，也成了一场对非穆斯林的大屠杀。在革命风起云涌的20世纪前期，新教派又和西北的马家军阀合流，成为马家军抗拒新思想潮流，用宗教名义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也沦落成了教士谋取权势和利益的工具。

新中国建立之初，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进行了土改，打破了封建的经济基础，但没有动用强大外力去消灭政教合一的封建上层建筑，而是靠促进社会发展，启发穆斯林群众的觉悟，让他们自己起来打破封建教权。以后共产党政权和群众配合，这个问题也逐渐解决，尤其是什么地方发生了打着宗教旗号的叛乱、暴动，封建教权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权力迅速强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伊斯兰教的反封建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力移风易俗，教士们的特权被废除，很多人倒了霉，成了专政对象。当然，群众运动一起来，也有不少“左”的行为，比如封闭清真寺太多，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穆斯林养猪，想加速宗教的消亡。“左”的行为当然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也引起了穆斯林群众的反感，但这种矫枉过正客观上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封建性，推动了宗教的革新。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推翻毛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执行新路线，急需确立新的统治基础，于是毛时代倒了霉的人纷纷咸鱼翻身。当局打着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旗号，无原则退让，以前被迫老老实实的少数民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都人五人六起来，喇嘛庙、教堂、清真寺遍地开花，宗教在很多地方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西北一些穆斯林聚居地区，一度迅速推行的世俗化中断了，出现了严重的逆世俗化潮流，很多人对以前的“反教”言行悔罪不已。国门一打开，中东土豪国家又不遗余力地砸钱，用原教旨思想进行渗透，和感叹“人心不古”，天天梦想恢复封建特权的教士一拍即合，使中国伊斯兰教的原教旨倾向越来越厉害，连有中国化传统的老教派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原教旨倾向的逆世俗化，在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地区表现特别突出。新建的清真寺基本没有“中国风”了，都装上了大圆顶;一些教士鼓励、要求女性穿黑罩袍、清真饭店禁酒，把这说成是穆斯林的美行;一些教士宣称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是汉人节日，穆斯林不能过，电视机蛊惑人心，穆斯林不能看;有的教士强化所谓清真意识，不光肉，什么吃的都喜欢问个清真不清真，清真概念甚至延伸到食品之外——商人岂能放过这个好机会，于是清真水、清真盐、清真纸都蹦了出来——这实际是妄图关起门来，建立以教士为中心的宗教小王国;有的教士还扯什么只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才是真主降示的，其他语言翻译的都不是真《古兰》;有的清真寺一到假期就搞伊斯兰花朵的培训，宗教教育从娃娃抓起，甚至公然进入幼儿园和中小学……

说到这儿，不能不专门提一下新疆。新疆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了宗教大回潮，这种回潮具有强烈的新疆特色，那就是蛰伏了几十年的分裂势力一边跟境外极端组织合流，一边博取西方的同情支持，打着宗教旗号，画一个大大的饼，鼓动贫苦的穆斯林对抗汉人和“异教徒”。

二

传统上，伊斯兰教的教士在穆斯林社区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宗教小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大环境的蚕食影响，穆斯林整体趋向世俗化，这就威胁到了教士为代表的传统教权的利益。在城市，尤其是中东部地区的城市里，市场经济很发达，穆斯林的世俗化难以遏制，教士们眼睁睁看着“人心不古”而无可奈何，难有作为。在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不发达，教育文化还比较落后，宗教氛围往往很浓，穆斯林对教士的崇拜让人瞠目结舌，教权势力很大，成了宗教世俗化、回归信仰层面的极大障碍。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教士们的选择跟面对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清统治者一样——强化封建礼教。他们要求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行事，号召禁酒，号召女人戴头巾，有的甚至要求女人蒙面。穆斯林不喝酒、女人戴头巾本来也不算过分，但在21世纪的中国，宗教世俗化是必须推进的趋势，不能让封建礼教绑架宗教信仰。一些开明穆斯林的说法很好，穆斯林做事看举意，而不是教条。世俗国家的人无法想象女人不包头就是在勾引人，只有极度保守极度压抑地方的人才可能有这想法。现实是，教士往往发挥影响力，人为制造一种社会氛围，让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压迫，不得不遵守一些封建规矩。比如在有些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大街上连穿裙子的都看不到，爱美的女孩子把裙子穿出去会感到极大压力，只敢在家里穿起裙子自我欣赏一下，甚至汉族姑娘都会受到影响。

青年一代穆斯林往往受教育水平高一些，见的世面多一些，思想比较开化，跟教士、跟老一代穆斯林有激烈的观念冲突，教门(信仰)“不好”。但很多青年穆斯林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在冲突面前容易被迫屈服。比如对跨族婚姻的开明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大踏步后退了，男女青年想要跨族结婚，往往会遭到穆斯林家庭的激烈反对，十有八九要被迫分手;西北一些农村有早婚习俗，汉族大体上已经抛弃了这个习俗，但很多回族姑娘还要被迫在十五六岁嫁人，如果逃婚，整个家族都会视为耻辱;在一些经文学校，原本天真活泼的女生要穿上黑罩袍，有的甚至还得蒙面，这是学校的规矩，实际上是强迫遵守的。

更可悲的是，人习惯了封建保守环境，年纪大一些以后，很容易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毛主席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可以说，在一些地方，因为政权不作为，教权、族权和夫权成了束缚穆斯林群众特别是穆斯林妇女身心的极大绳索。

中国不少地方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封建礼教在各个民族中都多少存在。但在很多穆斯林聚集地，封建礼教尤其厉害，而且包裹着宗教外衣，也就是说，封建礼教是“神圣”的。这么一来，打破它可不是光发展经济就行了，还要面对教权势力，所以更加困难、更加重要。

三

封建教权对内搞礼教束缚，对外动不动就鼓动穆斯林闹事。当然，这里面不少事情是有维权性质的——别的群体可以维权，穆斯林自然也可以。但很多时候，既得利益者跟别有用心者利用教权这个工具，扩大事端，谋取霸王利益，甚至使事件脱离原来的方向，制造民族对立。这种“斗争”往往都以政府认怂、他们胜利告终，给了人家莫大的鼓励。按理说，中国作为自称社会主义的世俗国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闹到今天这步田地，和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宗教政策无原则宽松，乃至扶植封建落后势力、搞“两少一宽”(“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有莫大的关系。

在中国，其他宗教的教权受到政权的很大限制，出了圈儿分分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违规建教堂道观和尚庙，拆;借宗教名义骗钱弄色，抓;搞邪教组织，灭。伊斯兰教成了唯一的例外，在有些地方，打着宗教旗号，只要不杀人放火，想干什么干什么，很少有人管，就算犯了罪，也有“两少一宽”护体。这在穆斯林和非穆群众发生矛盾时，必定会造成深重的隔阂。各级政府都知道，“惹”了穆斯林后果很严重，于是越不“惹”越惹不起，越惹不起越不敢惹，到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惯，遇到相关问题总是无原则退让，只求息事宁人。时间一长，一些穆斯林生生被惯坏了，随便地欺行霸市、无理取闹，越胆大好处越多，风险还小得很。有人觉得这是整个穆斯林群体的问题，其实根儿上在于政权基本放弃了对教权的限制。穆斯林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跟非穆斯林一样，想利益最大化，能多挣钱是最实在的，既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没人敢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当然乐得躲在宗教的树荫底下。大家还可以考察考察，哪回闹事在背后鼓动的、最后得益的不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是被忽悠去的，闹一闹，发泄发泄也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这里头受益最大的要么是教士，要么是有钱有势的穆斯林人物，他们鼓动穆斯林群众闹事，自己扮演黑老大的角色，有了“战利品”老大当然分得最多。政府部门呢，一味维稳，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里，姑息又姑息，等姑息出了天大的事情，不得不下重拳，又容易招致穆斯林群众的不满。在一些地方，非穆群众和特定穆斯林群体之间形成了越来越深的对立情绪，一旦爆发往往震级强烈。

在有些地方，尤其是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聚居地区，党政部门不像话到快和教权势力联合执政了，政府懒得管、不敢管、管不好的事情，纷纷交给宗教人士，就差让他们主持穆斯林社区和清真食品管理的日常工作了。一朝权在手，教霸、“宗教警察”横行，除了谋取经济利益外，更不遗余力地“净化”伊斯兰，比如上大街强制禁酒、指责女人不包头、给早婚青年证证婚啥的。眼睁睁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是政府的失职。让教权走出清真寺，受害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政权在内。

四

有人要问了，你为什么老是说封建教权?教权还有封建不封建一说，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伊斯兰教和欧洲的基督教、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一样，长期被统治者当成主流意识形态工具，神圣不可侵犯。统治者选了你，你就要起到统治工具的作用，国家是封建国家，你就必须充分论证和维护封建秩序，出版一堆论文、制定一堆礼教，关键时候还要赤膊上阵，脑洞大开地惩罚敢于破坏封建秩序的人。事实就是这样，宗教在参与封建统治的时候，打上了深重的封建烙印，封建教权由此而兴、而盛。

话说在兴起之初，伊斯兰教作为强调凝聚力的政教合一宗教，在神仙一大堆、部落各自为政的中东地区绝对先进一个时代——咱们不应该简单说政教合一不好，还是要根据时代情形，辩证地来看。在中世纪，尤其是阿拉伯帝国时代，伊斯兰教表现出了巨大活力，加上控制着东西方交通，帝国的经济、文化、科学都有了长足发展，说是黄金时期也毫不夸张。同时期的欧洲则四分五裂，经济依靠残酷压榨农奴来维持，原来的文明进程被打断，基督教成了维护欧洲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和腐朽工具，用暴力压制敢于挑战政权和神权的一切企图，火刑柱上黑烟滚滚……

此一时彼一时。世界进入了21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500多年，社会主义都闪电般地划过了人类的夜空，基督教早已经过彻底的宗教改革，大体回归了信仰层面。伊斯兰世界呢，跟中国一样，没赶上工业时代，沦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同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这片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多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运动，从上层建筑反到经济基础，又从经济基础反到上层建筑，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反得比较彻底，具备了搞工业化、信息化的重要基础。伊斯兰世界则因为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成了大国角力的斗场，西方大力支持宗教势力对抗不听话的世俗统治者，地区大国利用宗教扩张势力范围，群众也不得不拿起宗教这个最现成的工具来找出路。几场大混乱下来，有限的世俗化都搞得磕磕绊绊，搞系统的宗教改革更难有机会了。像沙特这样的国家，石油多得当了大土豪，在美帝国主义强势扶持下，政教合一的教权势力极其强大，教士阶层本来就是封建统治者，后来好不容易发展了一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主体还是他们。

在中国，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纪反封建浪潮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封建教权以极大冲击。但后来民族宗教政策180度大转弯，无原则宽松，曾经被严格限制的教权重新出了清真寺。没有任何守旧势力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面对一个迅速现代化的世俗国家，想要维护教权，当然要趁着政策的极度宽松，在思想、文化上趋向保守，打着宗教的幌子，推动穆斯林群体倾向封建。中国本土的封建资源太少了，怎么办?进口啊。中东离咱老远老远的，但伊斯兰教圣地在中东土豪那儿，对穆斯林的号召力很强，人家也有的是钱，不输出价值观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个愿意进口，一个想要出口，一拍即合。近些年，中东土豪国家不遗余力地用伊斯兰原教旨思想渗透中国，大把砸钱，又是办阿拉伯语学校(多数都是经文学校，教材就是《古兰经》)，又是赞助清真寺修建，又是培训教职人员。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迅速原教旨化、封建化、去中国化，这种渗透可算居功至伟。

中东地区苦难深重，多半地方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对急着寻找出路的当地人民来说，伊斯兰教是反抗内外压迫最现实的工具。越混乱的地方越落后，宗教越没法跟上时代，只能把社会向后拉，妄图靠拒绝现代化取得主体地位。西方帝国主义跟地区大国也掺和进来，利用宗教谋取自己的利益，使得本地区封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风生水起。有人说极端组织不是伊斯兰，这个问题可以讨论，问题是他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让世界其他地区一些穆斯林受到了鼓舞。不可否认，这样的穆斯林在中国也有，数量很少，但是有。

五

中国伊斯兰教权势力干涉社会生活，封建化、去中国化甚至原教旨化倾向越来越厉害，再这么下去，社会撕裂的危险都会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界上下齐努力，但当局必须首先回过神来。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伊斯兰教的问题也有经济根源。教权势力搞封建那一套，可不光是为了荣耀真主，更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特权地位，得到经济利益;穆斯林闹事，基本是为了争抢市场;有些穆斯林聚居区表现出原教旨倾向，也和中东土豪砸钱有莫大关系。新疆的极端宗教思想为什么能发展壮大?当地大量穆斯林群众尤其是青年没有技能、没有职业，找不到前途，生活困苦，当然容易受极端思想的影响。古人都知道“百姓穷困，聚为盗贼”的道理，现代政府不知道吗?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任何时候都有，但让他们影响大批群众，成了势力，政府是不是需要反思?

改革开放之初，一度出现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欠了债的说法，要还债。如果硬说欠了债，那也是很多民族地区还很贫困，要统筹兼顾，大力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起来。可悲的是，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大批解放毛时代倒了霉的少数民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然后大规模放权，恢复他们对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的影响。有的民族因为群众普遍信教，给民族还债很大程度上成了给宗教还债……“两少一宽”这样的政策看似对少数民族全体的政策，但在封建教权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主要得益的成了上层人物。多年下来，贫困地区多半还是贫困，上层倒跨入了先富行列。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是走群众路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走上层路线了。这么一来，群众得不到多少好处，对你不满，上层呢，往往跟你不是一条心，阳奉阴违，长此以往，哪能不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可以参考香港、台湾。)欠债说后来不提了，遗毒可是不浅，思想、政策上的惯性造成了对伊斯兰教权的无原则退让。事实告诉我们，还债说乱邦误国。

确实，有些民族传统上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官方说法，这样的民族有十个。但从官方到学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民族和宗教画上等号，凡是十个民族的人，都默认是穆斯林。这个意识很扯淡，我有不少回族朋友就不是穆斯林，人家不乱吃外面的肉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在福建还有不少回族信佛，比如晚晴民国海军名将萨镇冰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民族只是一个大体的血缘关系，跟宗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民族宗教划等号等于给了宗教绑架民族的机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很敏感，掺和到一块儿让人怎么处理?

中国伊斯兰教是搞过反封建运动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有个渐变的过程，除了政策因素，基层涣散也是重要原因。这是个全国性问题，基层人员在市场大潮下丧失信仰，得过且过，碰到问题绕着走，甚至他们就是问题所在。有的基层想有作为，也难得到上级的支持。思想阵地你不占领，自然有人去占领，于是在不少穆斯林聚居区，一些共产党员都上清真寺了，有的地方村镇政权就像教权的分部，政府大楼体现出浓浓的宗教味道，在政府工作的女性紧紧包着头，“宗教警察”满大街窜没人管……共产党从当年的革命党成了今日的“执政党”，越到基层也就越失去改造社会的锐气了。

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没有宗教传统、拥有强势政权的国家，教权在政权面前是脆弱的。但过去30多年，政权基本放弃了对封建教权的管理和改造。各级政府和官员生怕出一点点事，但求无过，面对教权一味装怂，甚至和教权手拉手。这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严重后果，民间已经怨声载道了。其实政权是完全可以发挥影响，让教权逐渐回归信仰层面的，就看是不是把群众的利益真正放在眼里，能不能下决心做了。

六

下决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教权势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往往跟穆斯林中的世家大族、豪门大富结成了同盟，相互帮衬、共存共荣;政府部门在教权面前怂惯了，面对敏感的宗教问题，重新树起信心来可不容易。甚至有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和党政官员跟教权已经扯不清分不明了;最关键的是，很多穆斯林群众还分不清信仰和教权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教士就是宗教的旗手，教权就是主命的代表。但是困难再多，这个决心都要下，我们的社会已经耗不起了，再下去有社会撕裂的危险，将来大形势一旦不稳，会成为一大乱源，这样的乱对各阶级都没什么好处。当然了，咱人微言轻，只能负责说，听不听是人家的事。

解决当今中国伊斯兰教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推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促进宗教适应中国社会、适应21世纪，消除封建性，回归信仰层面。

有原教旨倾向的地区为什么主要集中在西北?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地方普遍贫困。穷就容易保守，容易接受封建的一套，容易服从教权，容易从宗教那里寻找出路。你要能给出路，是不是就有了跟封建教权争夺群众的基础?经济是基础，不切实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光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地基不牢，获得成果也难，获得了也会失去。改革开放以后，穆斯林聚居地方的经济总量也提高了，但得益的主要是城乡先富们，这些人往往正是掌握和利用教权的一伙。现在据说新政策来了，又是全面小康，又是精准扶贫，说得很动人，关键还在怎么落实，打白条群众可不认。现在不少地方行动起来了，趋势不错，尤其是新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安居乐业了，谁愿意去搞暴恐玩儿命?但愿不要中途变质或者半途而废吧。

如果能坚持这么做下去，也就摸到共产党的大法宝——群众路线的边了。群众路线要求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促进社会整体前进。不能站在普通穆斯林立场上，等于把群众推给了教士为代表的上层。反之，站在群众立场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穆斯林群众自然会对你亲近，再搞系统的宗教改革，阻力就会少很多。教士里头信仰比较单纯、愿意安心过日子的也是多数，真正顽固凶悍，牢牢把守教权，争名逐利，甚至妄图搞政教合一的只是一小撮。以前基本放弃了对封建教权的管理，教士当然会普遍表现出推行封建化的倾向，加强管理了，绝大多数还是可以逐渐放弃那一套的。

特别重要的，不要以为穆斯林都保守，也有很多穆斯林对封建保守的伊斯兰教现状不满，对穆斯林在社会上的一些负面印象忧心忡忡，想搞程度不同的宗教改革。但各级政府过去为了维稳，放弃了对改革力量的支持，反而支持封建教权，改革力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走群众路线，就要解放这些“小鬼”。

在中国搞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主要还得靠穆斯林自己，政权和社会的外部努力只能起催化作用，包办代替会存在不了解、不理解、不尊重的情况。要让群众认识到，这些事不是针对信仰，而是针对强加在每个穆斯林身上的封建枷锁，让穆斯林在中华大家庭里生活得更安心、更富裕。

推动伊斯兰教的世俗化要搞什么措施，咱是不敢插上想象的翅膀乱说。这方面新疆搞了不少实践，应该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只是得明白，新疆惹出了塌天大祸，下药剂量比较大，在别的地方剂量可以小些，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总结学习新疆经验，需要改变基层组织涣散的现状，怎么改变是党的事，我反正不知道。至于反对伊斯兰教的原教旨倾向和推动中国化，可以借鉴天主教“三自”运动的经验，抵制外部宗教渗透，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现在提出了伊斯兰教“正信”观念，也不明白确切概念是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反对原教旨主义，世俗化、中国化的宗教思想。

搞宗教改革，“低眉”为主，也得配合“怒目”，对违法犯罪活动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手段。依法管理宗教不是已经提出来了吗，这里头包不包括伊斯兰教?包括的话就好说了，打着宗教旗号触犯法律的，一定要管，既要敢于亮剑，又要掌握尺度，打击面不能太大。

今年两会的时候，有新疆政协委员提出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打击暴恐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这个提法有鲜明的新疆特色，但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推动宗教改革，要是有的地方搞有的地方不搞，有的地方大搞有的地方小搞，有的地方认真有的地方糊弄，有的地方这么提有的地方那么提，自成一系，互不通气，咱小老百姓也只能呵呵了。

最后我想说，搞宗教改革，绝不是要反对伊斯兰教信仰，更不是要消灭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是能被消灭或者驱赶的吗?我们反对的是原教旨化、封建化、去中国化的倾向，不是一般地反对伊斯兰教。佛教是外来宗教，可以彻底融入中国社会，伊斯兰教也一定可以。期待这一天早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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