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如何传入中国

1917年11月7日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向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是日为俄历十月，故称其为“十月革命”。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时光荏苒，今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5周年，就此，我们去追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以电报、新闻、见闻等方式在中国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当时，这一消息主要通过电报、新闻、见闻等方式直接传入中国。

十月革命爆发当日，驻俄公使刘镜人曾在致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表示：“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布尔什维克党）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翌日，刘镜人再次向国内发送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电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不过，这则电文迟滞多日才被接收。此后，刘镜人持续致电外交部，报告俄国革命的进展。然而，北洋政府决定追随各协约国，拒绝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北洋政府的命令，刘镜人等于1918年2月26日撤离圣彼得堡，之后，他们只能通过其他国家的驻俄使领馆得到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

11月10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和《申报》分别以《要闻·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及《战电》为题，对俄国十月革命予以报道。上述两原文载：“八日伦敦电：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七日俄京电：海军士卒奉美克齐美尔党（布尔什维克党）之命令，携械占据俄国官立通讯社、电报总局、官银行、玛里宫，临时国会即以该宫为会所，今已休会。京中未起骚乱；八日伦敦电：路透社电接俄京官立通讯社电报谓：美克齐美尔党占据都城，已四处拘捕大员，此次主谋者为里林氏（列宁）……”。此外，包括北京《晨钟报》、上海《时报》在内的多家报社均于11月10日刊登有十月革命的简讯。此后，国内各报社除了继续转载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外，还开始关注俄国革命的走向，“苏维埃政府颁布重要法令”“外国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红军与敌作战”“白俄的溃败”等消息纷纷成为当时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早在一战时期，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起，便开始向英、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旅俄华工不仅要承担修筑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危险工作，还须修建铁路、建设港口、开采煤矿，参与西伯利亚的开发等重体力劳动，惨遭剥削，所以劳工们大多加入了工会组织，尽可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时，布尔什维克党正频繁活动在劳工群体中，甚至有华工亲耳听到了列宁本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演讲，到了十月革命爆发当日，由旅俄华工组成的赤卫队还直接参与了攻打冬宫的战斗。1918年初，外国武装干涉与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遥相呼应，而滞俄华工此时的生活处境亦极为恶劣，他们饱受压迫而无处申诉，又无法返回祖国，所以他们欢迎十月革命，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大批华工参加红军，将枪口对准曾经剥削过他们的旧势力。苏俄政权稳固后，红军随即迎来复原浪潮，其中便包括众多原滞俄华工。这些滞俄华工回国后，进一步向工友们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讲述参与俄国革命及作战时的所见所闻；另一方面，随着俄国旧势力的倒台，白俄分子到处逃亡，有的进入中国后，他们无形中亦间接传播了十月革命的消息。

作为理论思想传入

十月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自清末以来，大量中国青年东渡日本求学成为常态。正逢此时，流传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这些中国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使部分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他们当中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人物。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借助日本渠道观察和研究俄国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表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并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陈独秀则以极大的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由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更是在十月革命后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阵地。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随着民族独立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俄国的成功之道。正如邓中夏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李大钊所撰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所撰《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李达所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二是涌现出一批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人物、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进步青年，更有一些从辛亥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的信仰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其中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为代表人物。三是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本土团体先后成立，如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建立的利群书社；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亦有进步团体在此时开始朝向马克思主义迈进，如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可以说，这些团体为日后各地发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开始进入到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事实上，早在中共成立前夕，党的早期组织即已选派积极分子赴俄学习，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了这一传统。土地革命时期，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在苏区开办列宁小学、补习班和识字班等教育机构，建立红色报刊体系、编排红色文艺节目等均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相继成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之作，如《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一理论……

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在世界东方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