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钱——她为中国革命倾尽所有

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他不是不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还送给宋庆龄一幢占地六亩半的花园洋房，妹妹宋美龄和弟弟也来函表示关心，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开到了街道：宋庆龄在上海的产业除了蒋介石送她的房子，之前一直和同学们在张家口的军队里参加劳动。

解放初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

1949年初，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黎明前的黑暗还没过去，即使上了苏联客轮的冯玉祥都死于非命。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准备安排中共地下党送她去香港。宋庆龄表示，“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然而“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蒋介石杀过无数的中共党员，他不是不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从没动过她一根毫毛。国民党特务曾给宋庆龄寄过几颗子弹，蒋介石知道后下令马上枪毙。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还送给宋庆龄一幢占地六亩半的花园洋房，这是宋庆龄最喜欢的“我可爱的家”。5月19日，妹妹宋美龄和弟弟也来函表示关心：“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我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

5月25日凌晨3点，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开到了街道，妹夫、“人民公敌”蒋介石逃走，自此上海解放。宋庆龄无惊无险，平安过渡到了新时代。

此时，宋庆龄在上海的产业除了蒋介石送她的房子，还有一幢孙中山留给她的花园洋房和一幢父母的洋房。由她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银行也有着雄厚的外汇资金。解放后，由于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拥有黄金、外汇，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把“基金”二字去掉，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下属机关。宋庆龄则成为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享受中国领导人的最高一级工资，和毛主席、刘少奇一样。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还获得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将此款全部捐赠给妇儿福利事业，在两个妇幼站基础上筹建成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是中国南方最大最好的妇幼医院之一，为美国驻华使馆指定的在华美籍女公民就诊的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我仍记得50年代初期她在北京方巾巷住地为我过生日的情景。餐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彩灯、彩带、丰盛的菜肴，还有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她送给我好多彩色蜡笔、整盒的彩色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等，还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钢笔。当时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平时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笔。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20年后：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20年后的1971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那年7月，我从张家口返回北京。这是我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的第三年，之前一直和同学们在张家口的军队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由于父亲马海德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我美国的叔叔来华访问，周总理专门指示我们全家接待，我于是请了假回京。完成这次接待任务后，我不愿意再回张家口，就通过艾黎伯伯求周总理帮助找工作。总理说：“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去吧。”宋庆龄看了我的简历和摄影作品，又让我拍了一些照片。她对我的作品很满意，就让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和原副总编到她的住处，宣布我到杂志社工作，并要求我成为专门为她摄影的记者。当我第一次完成她交代的拍摄任务后，第二天她就让保姆将一封感谢信和一包礼物送给我。一看包装样式和上边的笔迹，我就知道这是宋庆龄亲手所为。上海威芙饼干的铁盒用红丝带系着，里面装的只是用蜡纸包的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满满一盒。这和她当年送我派克钢笔时的情景相差太大了。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宋庆龄解放后每月工资是599元。这其中有100元是给自请的两个保姆的费用。另外，按国家规定，她个人的伙食费和请国内客人的开销也要自己支付。宋庆龄平时吃得很简单，早上西餐面包、果酱，中午一荤一素一汤，下午4点喝茶，吃点心或水果，晚上米粥、面条、小菜，每月大约40元。请客另算。如果宴请外宾或我父亲、艾黎、米勒、爱泼斯坦等身边的外国朋友，则由国管局出钱，北京饭店会派来厨师做饭，饭菜就会丰富很多。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请国内朋友吃饭也是宋庆龄一项经常的开销。宋庆龄很喜欢看老电影，特别是国外原版的老电影。平时她都是早早睡下，但一看起电影来，经常能看到半夜一两点钟。电影放映前，她总要招待看电影的宾客和她身边的人一起吃顿便饭。像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文化部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她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杜秘书、张珏秘书，以及由她亲自抚养的永清、永洁，都是她的座上客。她本人则不参加。饭通常是包子、粥和一些凉菜。那时我三十来岁，正是能吃的时候。一次，吴院长看着还在大吃的我说：“你能吃六个包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六张纸嘛。”原来每个包子下边都粘着一张纸。以后我每吃完一个包子都把纸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可以说，我也是吃过宋庆龄自掏腰包的饭，花过她老人家的钱，现在想起还有些不安。

真正使宋庆龄生活入不敷出的是由她带养的两个女孩子。她们是跟随宋庆龄身边13年的警卫员、后是警卫秘书的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学芳是解放初宋庆龄初次进京带回上海的警卫员，他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孩子，都出生在上海。1962年，隋因中风行动不便，宋庆龄虽然没有再见过他，但为了减轻他家的生活负担，加上她平时就非常喜欢小女孩，便把隋家的老大永清、老二永洁带来抚养。隋家是个六口之家，生活紧张，工作繁忙，父母对孩子疏于家教，又赶上“文革”，两个孩子的大好时光都被荒废了。那时小学停课、学生批斗老师。没了老师，学生们都没处上学，即使宋庆龄抚养的孩子也不例外，只能在家玩。宋庆龄没生育过小孩，没有做妈妈的经验，加上已是80岁做祖母的年龄，让她来管教打理十几岁的孩子，她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把这件一生都幻想要做的事做好。宋庆龄只会对两个孩子溺爱，不管她们是对是错，在宋庆龄看来都是对的。宋庆龄81岁那年，有一次，永清推门时不小心使宋庆龄摔了一跤。宋庆龄知道此事不小，立刻下令不准请医生，不准告诉秘书。第二天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尾骨、后脑都有伤。医院上报周总理，总理让副总理李先念等前去看望，并多次亲自电话问候。宋庆龄赶紧指示，她摔跤不要责备任何人，“是一股气流把我吹倒在地”。她在给朋友信里说，“我的腰背疼得很厉害”，不过一点也没有埋怨孩子。为了宋庆龄的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她的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向廖承志建议，不要再让这两个孩子继续生活在宋身边。廖公沉思了一会儿说：“宋副主席在上海时还养了两只猫，可是现在她在北京……”对宋庆龄来说，这两个孩子是她生命最后阶段的伴儿。

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会花钱了，而且特别喜欢去当时只许外国人出入的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美发沙龙消费。永清要钱买鞋，买回来的却是个大洋娃娃，然后又要钱再去买鞋；永清要结婚，宋庆龄从国管局给永清要来了新房，还要买新家具、婚纱和新衣服，要请很多人参加婚礼……费用当然都得由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里出。婚礼上，我见到已是再婚的新郎不忘抽空打电话给前妻：“咱们很快就可把房子拿到手了。”后来，永清失去了新郎和新房，又单身了。永洁要出国留学，要买机票、买衣服，也都得花宋庆龄的钱。那时，跟随宋庆龄多年的老保姆李姐得了癌症，每天得往医院送饭菜和水果，这些都得花钱。

“文革”中：为了筹钱，宋庆龄变卖家当

入不敷出的宋庆龄开始向上海的朋友借了5000元，并保证，“很快就会还上”。为了筹钱，宋庆龄想到变卖家当。她说：“用不着的翡翠首饰、电唱机、显像管、船模型、皮大衣等，可以处理卖掉。”此事交给她信任的上海机关管理局李家炽副局长“悄悄地去办”。李局长从上海找来的收购旧货的专家看后说，翠件均为假货，大衣皮硬毛掉，不收，如拿去寄卖，最多标价也就2500元。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向真告诉我：“我父亲是从我家亲戚、中福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朋友沈粹缜那里得知宋庆龄卖东西的事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指示马上从国库里批给宋庆龄4万元。”我问向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说：“绝对没记错，当时我在场，在那个时代，我每月才56元，4万元是很多的钱呀！”据李家炽讲，宋庆龄收到这笔钱很高兴，并对他说：“要有咱俩共同签字才可以动这笔钱。”

宋庆龄87岁时，也就是去世前一年，她的朋友廖梦醒要跟随妇联代表团出访日本。因为宋庆龄身上常出疹子很痒，她非常希望有一件柔软宽大的和服，并说：“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的，其他颜色我不喜欢。给你150元，请妇联换成外汇。”宋庆龄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廖梦醒向妇联的换汇申请没被批准，她又去找妇联主席邓颖超，也没能办成。廖梦醒自己也只有4000日元，可当时在日本买一件和服需6万日元。直到宋庆龄离世，她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我的和服”。

我不由得又想起197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父亲在宋庆龄家里吃过大餐，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忽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话：“其实宋庆龄挺可怜的！”后来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82岁的宋庆龄已有几次骨折，每次都只能躺在床上，如此要度过几个星期。她的皮肤很容易过敏，浑身奇痒，经常整晚不能入睡，“脸肿得不能见人”。大陆没有一位亲戚在她身边。当时周总理重病，她最憎恨的江青还在高举着“文革”的大旗折腾……孤独的宋庆龄只能无助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文革”的结束，宋庆龄的“不幸”也结束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又成为宋庆龄的座上客，不断地前来探望，问寒问暖，听取宋庆龄的治国意见。

1981年的5月15日，病危中的宋庆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晚上8点，宋庆龄去世。党和国家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其规格仅次于她的丈夫孙中山以及她资助过的毛主席的葬礼。

身后事：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

宋庆龄生前曾明确表示，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她也不愿破坏中山陵格局。她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我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买了八个穴位，我父母、姐妹和三个弟弟共八人有约定，死后都葬在一起。”宋庆龄没有忘记这个“约定”。

宋庆龄一生和父母、姐妹、弟弟相亲相爱，亲情非常浓厚，有时甚至超越了政治信仰的分歧。宋庆龄的父母去世后葬在了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私人墓地，宋庆龄是健在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大陆的守墓者。令宋庆龄悲痛欲绝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郊区吴兴县的造反派盗墓砸碑，将棺木里的东西盗抢一空，尸骨遗骸被暴于光天化日之下，墓盖、墓碑、石栏全部被毁。宋庆龄知道此事时几乎昏了过去。她悄悄通过廖梦醒将此事和现场照片报到邓颖超处，得到回话是：“我和恩来同志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俩人的遗骨如火化恐难分清保全，还是一起再埋入墓内，加工覆盖好，但要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只留宋副主席一人名字。”在“文革”期间，总理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灾难深重的“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令人欣慰的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宋庆龄墓地为中心的万国公墓改名为“宋庆龄陵园”。虽然坐落在上海这个喧闹都市的中心地段，它却始终美丽幽静，令人肃然起敬。

去年，在宋庆龄下葬30周年的日子，我又专程到墓地探望她。站在墓前，我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天，我站在宋庆龄墓穴一米远处，用相机记录下了她的骨灰盒安放入墓的瞬间。这也是我给宋庆龄生命最后10年中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面前的墓地不到20平方米，可这里长眠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代人。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既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又是他的司库，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即便在孙中山落难流亡的日子，他仍是坚定忠实的追随者。宋庆龄，在中国近一个世纪里，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到毛泽东的支持者，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帮助中国革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种帮助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也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一个刚到上海的年轻美国医生成为了一个中国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宋庆龄也帮助我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我在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了40余年。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我和父亲深深感激和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