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

宋庆龄名誉主席很早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伟大人物。把保卫中国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在上海的一些美国朋友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宋庆龄同志非常关心我们政治上的成长。当时参加学习的有路易•艾黎、西普、罗森堡、史沫特莱、威努斯和我。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宋庆龄同志为了使我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宋庆龄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

宋庆龄名誉主席溘然长逝，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对我来说，是失去了一位我所无限敬仰的、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此时此刻，我的悲痛之情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宋庆龄名誉主席很早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伟大人物。30年代我在国外时，就看到许多报刊发表了她从事革命活动的报道和她撰写的文章。她开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3年，我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为了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的热带病，从日内瓦来到了上海。当时，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对各国人民实行残酷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同志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把保卫中国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她的主要任务。同时，她还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1933年5月，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她还接待一些外国保护政治犯的团体。因此，她赢得了在上海的外国朋友的好感。每当谈起她时，外国朋友无不流露出对她的尊敬和仰慕的心情。我虽然没有见过她，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反法西斯和维护人民权利的伟大女性。

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是在四十七年以前。那是1934年11月，在上海的一些美国朋友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史沫特莱家里聚会。在到会的客人中，有一位美丽动人、风度不凡的中年妇女，十分引人注目。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在座的朋友畅谈。当时没有人给我正式介绍，只记得有人告诉我她的外国名字叫“Suzie”。我们几个美国朋友唱了美国工人歌曲，最后还高唱《国际歌》，大家边谈边唱，非常高兴。事后我才知道，这位“Suzie”就是我所尊敬的宋庆龄同志。当时她已是世界知名人士，我们只是一些年轻的记者和医生，然而她却是那样地平易近人，和我们亲密无间，使我深受感动。

宋庆龄同志非常关心我们政治上的成长。我出生于一个炼钢工人的家庭，对工人的苦难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在上海我开了个诊所，决心尽我的全力去解除苦难人民的病痛。由于过去我很少接触政治，对许多社会问题都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在宋庆龄同志的关怀下，上海的几位外国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当时参加学习的有路易•艾黎、西普、罗森堡、史沫特莱、威努斯和我。小组负责人是路易•艾黎和西普。就是在宋庆龄同志的关怀和安排下，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通过学习，我才开始懂得了贫困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同时也初步学会了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

宋庆龄同志为了使我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让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在路易•艾黎的帮助下，我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揭露了残酷剥削童工和职业性中毒等严重社会问题。宋庆龄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对我的工作很满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通过调查访问，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更加激起了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心。

当时的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国民党蒋介石不仅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对宋庆龄同志这样一位有崇高威望的人，他们也是不放过的，她的住处也受到严密的监视。但是宋庆龄同志是一位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她不顾个人的安危，千方百计地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各种革命活动。由于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逐步地取得了她的信任，因此，她经常把我的诊所安排给地下党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红军根据地医疗条件十分恶劣，她让我买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红军。我那个小小的诊所只能零买一些，因为买大批的药品需要国民党政府批准。她就介绍我找当时国联的卫生顾问，请他帮忙批准，终于买到了许多药品，由她送往革命根据地。有的共产党人要到国外去，宋庆龄同志也是想方设法，予以协助。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我因为能为中国共产党办点事情而高兴；也因为我能取得宋庆龄同志的信任而骄傲。

宋庆龄同志非常关心朋友和同志。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止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药吗？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效药，鲁迅先生终于去世了，她非常悲痛。她不但关心中国同志，也非常关心外国同志和朋友。当她听说努伦斯夫妇被捕关在南京监狱时，就指派我以医生的名义去关怀他们的健康。努伦斯夫妇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没人照顾，宋庆龄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并让我去关心、照料他。宋庆龄同志对儿童的关怀是一贯的，真是倾注了她毕生的心血。

1936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为了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宋庆龄同志的安排下，由格兰尼奇夫妇（曼尼和格蕾斯）出面，主编了一份抗日刊物《中国呼声》。宋庆龄同志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地下党通过她转来的。我们搞翻译工作，有时也写文章宣传抗日。在宋庆龄同志的关怀下，这份刊物在国际上起了很好的影响。

由于宋庆龄同志直接的教育和培养，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支持中国革命的思想也更加强烈，曾多次要求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年春末的一天，我接到了宋庆龄派人送来的信，约我晚上到她住所去一趟。我到她住所，她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听到这天大的喜讯，我非常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当1934年，我第一次提出要求到根据地看看时，宋庆龄当时没有同意。她让一个人传话说，现在还不能去，还得等一等。此后，宋庆龄同志一直利用各种活动在培养教育我，观察考验我。我非常感谢宋庆龄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是她老人家把我送到陕北，使我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变为一名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离开了我所敬仰的宋庆龄同志，带着她为我所准备的接头信——半张五英镑的钞票，我和斯诺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保护下，冲破了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我们所向往的陕北。在陕北包括在延安工作的十年中，常常接到宋庆龄同志捎来的热情问候，并收到她从世界各地募集来的医药品和其他物资。

1938年，宋庆龄同志为了支援抗战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向世界各国朋友阐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意义和目标，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大量的宣传工作，向全世界愤怒地控诉了法西斯强盗蹂躏中国的暴行，忠实地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坚苦卓绝英勇抗战的事迹，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争取了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朋友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援。宋庆龄同志以她在国际上的声望，不顾敌人的百般阻挠，想尽一切办法向国外募捐，又冲破敌人的封锁，把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质，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区。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外国大夫都是通过宋庆龄同志的介绍，先后来到解放区工作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有一个洛杉矶托儿所，也是宋庆龄等同志向在美国洛杉矶的华侨募捐而办起来的。还曾给鲁迅艺术学院送来一箱画笔和油彩，以及木刻刀等物品。外国朋友和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这些支援，是与宋庆龄同志的感召分不开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组织了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中国解放军区救济委员会，在北平、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准备争取一些救济物资。我是救济委员会的顾问，随伍云甫等同志到上海。一到上海，我们就找到了宋庆龄同志，请她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本来，联合国救济总署对我们帮助不大，他们把大批物资都交给了国民党，而国民党政府官员却中饱私囊。他们还把石头、手纸等装进麻袋里冒充救济物资，运到山东等地，手段极为卑劣。宋庆龄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坚决地予以揭露。当时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六百多名外国人联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就是宋庆龄同志积极活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宋庆龄同志仍然十分关心我的成长。从1954年到1966年，我一直带医疗队到中国边远地区工作，经常向她老人家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记得有一次我把在海南岛工作的情况向她汇报后，她非常高兴。1958年，她送我一本《中国福利基金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并在扉页上亲笔题词：“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你治愈了我受伤的手指。”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我刚来到上海不久，宋庆龄同志的手指患化脓性甲沟炎，我用冷冻麻醉动了个小手术，当时她很坚强，至今记忆犹新。事隔多年了，她还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挂在心上，实在令人感动。

多年来，她老人家一直关心我和我的家庭。近几年来我和她的接触比较多了，有时邀我去她家里做客。尽管国家大事缠身，她还是按期把《儿童时代》寄给我的孙子、外孙，并亲自写好信封。她对我个人的关心更是使我永世难忘。有一次她对我说：“我是很关心你的，我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你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这种诚挚深厚的感情，使我无比激动。正是在宋庆龄同志近五十年来的培养和教育下，我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的一点微薄力量。

自宋庆龄同志患病以来，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默默地祝愿她老人家恢复健康。同时，我也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恨自己的医术不高，不能使她恢复健康，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1981年5月2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她的教诲却使我永远铭刻心头。我决心以宋庆龄同志为自己的光辉榜样，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