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教文化 | 刘晓：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

中央统治者对孟母持尊崇态度、对孟母进行册封，这为地方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持；有一块石碑被称为《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继而表彰、追封孟子父母“孟母教子故事被广泛记载于元明时期的各类文献之中。这使得包括孟子在内的历代大儒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及封号。完整记载了元文宗至顺二年加封孟子为“从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以及册封孟子等诸多事件中，朝廷对孟子、孟母的重视“

摘 要：出现于西汉的孟母教子系列故事，到元明时期越发被人们所认可与推崇：中央统治者对孟母持尊崇态度、对孟母进行册封，这为地方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持；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撰写的大量文章中，也对孟母教子故事进行了阐述和赞扬；而在学校、家庭生活中，则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孟母教子故事进行了普及；在民间，孟母教子故事通过杂剧、散曲等贴近百姓生活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这为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孟母教子；传承；官方；民间

在山东邹城孟庙的石刻中，有一块石碑被称为《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该碑记载了元代延祐三年，元仁宗褒崇孟父、孟母封号的一道圣旨，在其碑阴还刻有《追封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碑阴之记》。这道圣旨，由表彰孟子之伟大，继而表彰、追封孟子父母，认为虽然孟子为“命世亚圣之才”，也得力于父母的教诲。圣旨最后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这是自历史记载以来，孟母有封号的开始。

赐予孟母封号，并非突然之举，在历史上有着很长时间的酝酿。据考证，孟母教子系列故事——三迁、断机、杀豚、休妻、忧齐，从西汉陆续出现[1]，之后在各朝代均有流传，从未间断。从这些记载及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孟母的赞誉。到元明时期，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及评论，较之前代，呈现出愈加丰富的局面。孟母教子故事被广泛记载于元明时期的各类文献之中，甚至出现于百姓日常观看的戏曲之中，孟母这一伟大母亲的形象，也越发为人们所推崇。为何在元明两代，有关孟母的记载会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局面？这还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一、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流传的时代背景

元代延佑元年，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并规定考试内容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儒学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使得包括孟子在内的历代大儒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及封号。可以说，元代对孟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孟庙保存的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元代八思巴文《“皇元圣制”碑》。该碑碑文由汉字和八思巴文组成，完整记载了元文宗至顺二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的一道圣旨：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孟子，百事之师也。方战国之从衡，异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观夫之书，惓惓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诐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矣。……可加封邹国亚圣公。

主者施行。

至顺二年九月 日

圣旨对孟子高度赞扬，称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为“百世之师”。从此，孟子便有了“亚圣”的专用封号。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其文化基础是游牧文化。在元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采取打压的限制性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统治者越发认识到，“仅仅依靠单一且知识结构脆弱的游牧文化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2]。于是，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拒斥开始逐渐接受。从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以及册封孟子等诸多事件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蒙古族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的接纳。

元文宗封孟子为“亚圣”的这一诰封，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的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作为“亚圣”的母亲——孟母，也得以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3]，朝廷对孟子、孟母的重视，也引起了民间传播、研究孟母教子故事的热潮。

到明代，孟子地位遭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因为明初皇帝朱元璋贬斥孟子，孟子思想较前代有些暗而不彰。虽然如此，孟子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从而保证了孟子和孟母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应有地位[4]。而孟母也开始越发成为中国伟大母亲的典范与代表。

综上可见，随着孟子地位的不断提升，抚养、教育孟子的伟大贤母——孟母的形象也越发受到重视、越发深入到人们心中。基于此，孟母教子故事被更为广泛地流传，而且细节也愈加丰富、完善。下面，我们从官方、知识分子、学校和家庭、民间等几个层面，来分别考察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情况。

二、官方对孟母的尊崇及对孟母教子故事的弘扬

在文章开始，就已提到《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其碑文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朕惟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余岁，而道统之传独得其正。虽命世亚圣之才，亦资父母教养之力也。其父夙丧，母以三迁之教励天下后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可追封其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

主者施行。

延佑三年七月 日

这一圣旨的颁布具有重大意义，是元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孟母功绩的明确肯定，表达了官方对于孟母的尊崇态度，这也为元代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故事提供了有力支持。元代地方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孟母安葬地为之树碑、重修断机堂，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孟母塑像。

元代元贞元年，邹县尹司居敬专门为孟母墓树碑，并请专人撰写《孟母墓碑》碑文[5]。该碑文对孟母进行了大加赞扬：

孟子夙丧其父，操心危虑患深，以达於大圣大贤之域，系母训是赖。因表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为人母者知所取则焉。

至元三年，部使者杨国贤重修断机堂。至正四年，邹县耆儒同孟子第五十二代孙孟惟让，请艺人泥塑孟母像，祀于断机堂。此为孟母有塑像之始[6]。

到明代，随着孟母教子故事的广泛传播，孟母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孟母不仅获得了专殿祭祀资格，而且孟母祠、孟母墓也得到官方不断地修缮。

弘治十年，明孝宗下诏在孟庙东侧建宣献夫人殿，从此，在孟庙内始有专殿祭祀孟母；嘉靖二十七年，孟氏六十世举事孟承义等，重修亚圣祖妣祠堂，并绘塑孟母像于其中；万历二十五年，邹县知县王一桢整修孟母墓，并派人营守墓地[7]。

在嘉靖三十一年时，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鹗为孟氏修志，他以“孟母三迁”故事来命名该志，名曰《三迁志》。史鹗解释道：“志名三迁，厥义何在？蒙养以正，由于母爱。”

在明代，来邹县为官者，或是途经邹县的官员，大多会去拜谒孟母和孟子，其间，留下了许多歌颂孟母教子的文献资料[8]。如礼部尚书于慎行《谒孟庙》诗曰：“邾城旧里记三迁，银榜朱扉大道边。行地江河疏圣派，谈天奭衍闭言筌”；吏部主事董应举《谒孟庙》诗曰：“孰知万古趋跄地，辛苦三迁不可忘。”此外，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锺化民在祭孟母时，也对孟母大加赞赏:“不有三迁之教，孰开浩然之圣?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还有邹县县烝邓原忠作《孟母断机祠赞》，文曰:“人谁无母?克教者稀；间或有焉，孰喻以机?父而教子，且有未至；矧为母者，罕闻于世。”

万历二十六年，安正堂著名刻书家刘双松刻梓印行了关于孟子言行的图集——《孟子全图》，其中有两幅图介绍了孟母教子故事，在图片旁边，他配文称赞道：

贤哉孟母，教子义方。三迁择里，学宫之傍。嬉戏礼仪，乃役俎豆。退逊雍容，异乎群流。（第二幅）

爱子之心，天地同德。视学无成，以刀断绩。勉之至矣，励之以严。学勤不息，遂成大贤。（第三幅）

刻本的印行，提升了孟母教子故事的知名度，为当时人们了解孟母的事迹提供了较为权威的资料。

三、知识阶层对孟母教子故事的赞誉

在元明两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孟母教子故事亦大加赞扬，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

在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中，对于孟母教子故事的记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完整地记载该故事，二是在撰写评论时，间接提到该故事。

直接记载孟母教子故事的情况比较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陈士元的《孟子杂记》一书，完整收录了孟母教子的五个系列故事，这五个故事“集体亮相”，恐怕是历代著作中唯一一次。此外，在《诗集传名物钞》（元代许谦著）、《清河书画舫》（明代张丑著）、《诗传大全》（明代胡广等著）、《诗经疏义会通》（明代朱公迁著）、《诗传旁通》（元代梁益著）、《山堂肆考》（明代彭大翼著）、《易经蒙引》（明代蔡清著）等著作中，均记述了孟母教子的某一或某几个故事。

而在评述、阐发观点时，许多文章也会提到孟母教子故事。如元代李简著的《学易记》在讲述“家人卦”时，提到了“忧齐”的故事；明代叶山的《叶八白易传》在解“归妹卦”时，也提到了这段故事。明代邦奇所著《苑洛集》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吾孙幼有至性，……见吾拊琴归，以两手作势，告其母爷爷如此。吾闻之叹曰：此孟母所以三迁也。[9]

邦奇之孙因善于模仿别人，让邦奇联想到环境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性，由此，作者对“孟母三迁”进行了赞扬。无独有偶，在明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王翰传》中，也借华母崔氏之口赞扬了“孟母三迁”：“华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10]

在评论社会现象时，也有提到孟母教子的相关论述。明代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云：“观孟母三迁之教，于今为烈。”[11]明代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中谈“礼”的问题时说：“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识，若敬姜孟母者，无忝于男子。”[12]

和孟母教子故事相关的记载，不可胜数，如元代郝经的《郝氏续后汉书》，明代陈耀文的《天中记》、冯琦的《经济类编》、黄淮的《历代名臣奏议代治道》，吕天成的《曲品校注》、焦竑的《澹园集》、张次仲的《周易玩辞困学记》、董斯张的《广博物志》、陶宗仪的《说郛》等著作中，均有相关记载，不再一一赘述。

四、学校、家庭生活中对孟母教子故事的普及

在元明两代的学校教育和日常家庭生活中，也常出现孟母教子故事的身影。正如有学者指出，“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在本质意义上，不是依靠文字记载，而是依靠实实在在的言传身教。从文字记载的角度考察孟母教子故事，只是做学问的方式。孟母教子真实的内涵在于言传身教，真正的精神在于不言之教。”[13]所以说，将孟母教子的故事，通过“言传身教”的教育和生活方式进行普及，更能深入每个人的心中，达到“日用而不知”的效果。

起源于宋代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元明两代广为普及，成为古代“蒙学第一书”。《三字经》被当时的学校所广泛使用，而文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一句，更是给处于启蒙阶段的孩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庭生活中，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播普及，则主要体现在家族贺寿词和墓志铭里。

贺寿词中，如元代胡助的《王致道母寿七十》说：“断机齐孟母，跃鲤继王祥。”[14]明代叶春及的《曾母寿序》中道：“百世下所为称孟母者，谓善教而令子大儒也。”[15]此外，如明代王世贞的《题孟里图寿尤母》、余继登的《赠唐宪副母夫人寿》、贺复征的《寿李于鳞母太夫人序》等贺词中也皆以孟母为榜样。

墓志铭中，元代汪泽民的《挽吾夫人汪氏》称：“鹤发承颜有宁馨，久知孟母着仪刑。”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湛贤母陈太孺人墓碑》中提到了“断机”一事：

昔者孟母断机以励其子，盖不归者几年，君子不以孟子为失养，孟母为非训。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之又未尝违乎养也。故湛母，贤母也；湛子，孝子也。[16]

另如《孔宜人挽章二首》（元代陈高著）、《杜夫人墓志铭》（元代陆文圭著）、《仇母阎孺人墓志铭》（明代何瑭著）、《姚处士并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明代孙承恩著）、《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议稷峯章公墓志铭》（明代刘宗周著）、《故刘弘远妻徐氏墓志铭》（明代吴宽著）、《石火篇为萧樵葬母作》（明代刘菘著）等墓志铭中也提到了孟母及其事迹。

五、民间孟母形象的演变及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

伴随官方和知识阶层对孟母的推崇，民间社会对于孟母形象及孟母教子故事的描绘，较前朝也愈加丰满。这主要体现在当时民间流行的杂剧、散曲当中，在这些生活娱乐题材中，孟母教子故事更是跃然纸上。

先说杂剧和散曲，宋元之际便有了南戏《孟母三移》，元代有戏剧《守贞节孟母三移》、明代有徐应干创作的杂剧《三迁记》，等等，都将孟母教子故事直接搬上了舞台，使之更加贴近市民百姓生活。还有一些杂剧，虽然不是以讲述孟母教子故事为主，但间接提到了该故事，如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第二折中:

（包待制云）噤声！你可甚治家有法？想当日,孟母教子,居必择邻;陶母教子,剪发待宾;陈母教子,衣紫腰银；你个村妇教子，打死平人。你好好的从实招了者！[17]

白朴的《墙头马上》有一段道：“（尚书云）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孟母。”[18]另，元代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关汉卿的《状元堂陈母教子》、郑光祖的《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以及一些佚名作品如《冻苏秦衣锦还乡》、《郑月莲秋夜云窗梦》中，均有提及孟母教子故事。

除了杂剧、戏曲之外，民间社会还以其他方式纪念着孟母教子的事迹，比如，以孟母命名的地名也见诸于元明时期的文献资料之中。明代李维祯纂修的《山西通志》中，记载了孟母庙、孟母故宅、断机堂的情况[19]；明代薛凤祚的《两河清汇》中还记录有“孟母泉”[20]。

在一些堂铭中，也会提到孟母教子故事，如元代鲁贞的《居厚堂记》中说：

王道衰，浇风作，川谷异，制生民异习，而圣人有择里之言，孟母三迁为是故也。[21]

又如，在一篇拾金不昧的感谢信（《叶母还金赞》）中，也写道：“古称善教，孟母其至。”

总而言之，元明时期孟母教子故事的流传相当广泛，涉及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亦十分丰富。由此可见，在元明两代，孟母教子故事越发被人们认可和推崇，而故事的主角——孟母，作为一位成功女性、伟大母亲的典范，愈发深入人们心中，指导着人们的言行，浸润于人们的心灵，发挥着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13]杨海文.孟母教子:从故事到传统.光明日报[N]，2017-06-17:(11).

[2]尹晓红.论儒家思想与元代蒙古族文化[J].语文学刊,2010,(4):136-138.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86.

[4]周淑萍.从孟子林庙明代石刻看孟子在明代的社会地位[A].2013中国历代碑刻及碑刻文献研讨会[C].2013.258-263.

[5][6][7][8]刘培桂.历代对孟母的尊崇与封谥[J].齐鲁学刊,1994,(4):119-122.

[9][明]辛文房.唐才子传[M].四库全书（第45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14.

[10][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M].四库全书（第65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7.

[11][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M].四库全书（第9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4.

[12][元]胡助.纯白斋类稿[M].四库全书（第121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24.

[14][明]叶春及.石洞集[M].四库全书（第128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2.

[1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3.

[16]北京大学中文系《关汉卿戏剧集》编校小组.关汉卿戏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67.

[17]王文才校注.白朴戏曲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74.

[18][明]李维祯.山西通志[M].四库全书（第54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3.

[19][明]薛凤祚.两河清汇[M].四库全书（第57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55.

[20][元]鲁贞.桐山老农集[M].四库全书（第121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7.

[21][明]孙承恩.文简集[M].四库全书（第127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28.

作者简介：

刘晓，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孟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