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导致澳洲人不愿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澳洲的小孩6个星期大便可以送到幼托中心，虽然澳洲有着完善的托儿和早教服务，但昂贵的幼托费用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澳洲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重要原因。31%的澳洲家庭在幼托中心的花费超过了购买杂货。约48%的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7%以上用于幼托费。澳洲父母每年会将其家庭收入的30%至40%用于托儿服务：全澳经认证的幼托中心50小时服务费的中位数为523澳元，四岁的儿子每周五天都送到一所全日制幼托机构。

幼托中心竟比私校还贵？

朋友林林住在北京，最近比较苦恼。她想生二胎，但最发愁的是0到3岁期间，无人帮忙带娃。

想交给老人吧，但老人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想请保姆吧，开销不菲且还不放心。当她听说，澳洲的小孩6个星期大便可以送到幼托中心，由专业的幼教老师照看，表示羡慕不已。

不过，当她听闻，澳洲的幼托费每天高达100多澳元，虽有政府补贴，但许多家长每年仍需支付数万澳元时，又觉得实在贵的离谱，还不如请保姆。

虽然澳洲有着完善的托儿和早教服务，但昂贵的幼托费用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澳洲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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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 ）的最新研究发现

31%的澳洲家庭在幼托中心的花费超过了购买杂货。在家庭年收入低于7万澳元的家庭中，约48%的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7%以上用于幼托费。

经合组织的报告则显示，澳洲是世界上托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平均而言，澳洲父母每年会将其家庭收入的30%至40%用于托儿服务，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据仅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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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媒报道，2020年，全澳经认证的幼托中心50小时服务费的中位数为523澳元，首领地更是高达595澳元。

而悉尼的一些家庭，如果孩子每周5天都送到幼托中心的话，一年费用高达5万澳元，已超过一些顶级私校一年的学费。

于是，有人戏称，澳洲的年轻父母们亲苦工作赚钱，全给了托儿所。

最经济家庭模式

住在悉尼的夫妻二人都有全职工作，丈夫收入较高，是小学老师，家庭年收入在20万澳元左右。

四岁的儿子每周五天都送到一所全日制幼托机构，将托费和她的工资相对比，扣除托费后，她的时薪仅剩下8澳元。

如果她再将一岁多的小女儿也送去幼托中心，那么托费将比她的日薪还要高60澳元，意味着她需要倒贴钱让孩子上幼儿园。

因此，既然上班挣钱还不如自己在家照看孩子经济，不得不考虑是否要辞职或减少工作时间。

虽然政府有托儿补助金，但是补助金额的多少是由家庭收入和父母工作时间决定的。

比如，家庭年收入在70，015澳元以下，最多可获得每两周100个小时、85%的托儿补助。而在此之上，至354，305澳元，补贴额度从20%至85%不等，收入越高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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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于收入超过190，015澳元的家庭来讲，可以获得的补贴是有上限的。

也就是说，政府每年只对每个孩子的托儿花费给予最高10，655澳元的补贴。一些父母很可能会计划在不超过上限的情况下最大化补贴，减少送孩子去幼托中心的天数，进而不得不牺牲父母一方的工作时间，而通常被牺牲的人都是母亲。

此外，政府规定了幼托机构每小时收费的上限为12.31澳元，那么，一天10小时的费用为123.1澳元。

但实际上，位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热门地区的幼托中心，每天常规的实际收费在170至200澳元之间，且年年看涨。

这意味着，即便家庭有50%的托儿补助金，也只能获得每天61.55澳元（即123.1澳元的50%）的补助，仅能涵盖实际托费的30%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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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新的数据显示，由于育儿成本太高，2020年，澳洲父母为了照料孩子而选择不工作的人数比2019年大幅增长了21.7%。

而这带来了双重的负面作用，不仅导致父母，尤其是女性就业率低、就业不足，最终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导致更多的儿童错过了早期教育，他们在正式上学时更有可能落后于同龄人。

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只有 15%的三岁儿童接受了早教，而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平均为 69%。

增加补贴能降低幼托成本吗

在新财年预算案里，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幼托系统投入17亿澳元，包括为二孩及后续5岁以下儿童提供最高95%的托儿补助，并取消对高收入者1万澳元的补贴限制。

此新规将于2022年7月生效。此外，新州和维州都将在早期教育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尝试提供免费的幼教服务。

然而，与补贴增长相伴的是，澳洲的托费每年都在以远高于CPI的速度飞涨。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统计，2020年，全澳平均托费相较2019年上涨了4.4%，预计从2020年至2024年，托费将上涨16%。

此外，在澳洲8000多家幼托机构中，有1000多家的平均小时收费超过了政府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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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托费年年攀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澳洲幼教机构集团化和垄断的形成。

澳大利亚的幼教机构通常分为私立、社区和公立三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私立幼教机构就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其中，由政府举办的公立幼教机构仅占总数的3%，由社区举办的非营利性幼教机构约占33%，占据大多数的则是私立幼教机构。

私立幼托中心通常都属于某一教育集团，旗下拥有少则两三家，多则上百家幼托中心。

比如，澳洲最大的私营幼教集团 G8在全澳有23个子品牌，500多家幼托中心，占澳洲幼教市场近20%的份额。

所有权的集中使得市场垄断逐渐形成。

而幼教私有化，以逐利为本，必定会导致成本越来越高，让家长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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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媒报道，自联盟党执政以来，澳洲父母平均每年要多付700澳元的托费，小时费上涨了35%。

而在2018年设定托儿补助金的上限后，政府却未对托儿费用的下调施加压力。

因此，有专家指出，政府出台的幼托预算案的确将给一些家庭带来实惠，但更多的是一种选举策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目前所有的补贴方案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政府的补贴总是跟不上飞涨的托儿费。

结语

澳洲最大的非营利性儿童保育机构近日在一封公开信中，督促政府对幼教系统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降低幼托成本。

信中提到，更便宜的幼教服务将会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不仅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支持更多的父母，尤其是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还会让更多的孩子入托，以支持托儿服务及其工作人员。

看来，澳洲的幼教系统和幼教政策都到了需要结构性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