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到永历——晚明风云四十年（上）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在京师皇宫乾清宫中驾崩，年五十八岁。万历帝驾崩后，先是由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但就在一个月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一，泰昌帝便驾崩于皇宫乾清宫，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
泰昌帝驾崩后，由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按大明制度，新君登基，应该更改次年年号，以示皇统传承有序之意。但泰昌帝登基时，就已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现在泰昌帝在位不足一月而驾崩，天启帝继位后，如果再次改元，那么就得到后年才能改了（明年按制是泰昌元年）。
但新皇帝怎么也没有两年后才能用自己年号的规矩，这也有损皇权的威严。因此，朱由校下诏，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则改元“天启元年”，这才解决了年号的问题。朱由校即明熹宗天启帝。
泰昌帝一共有七个皇子，但除了身为长子的天启帝之外，只有第五子朱由检得以平安长大，其余的都在年幼时夭折了。因此，天启帝对这个唯一存世的弟弟十分宠爱，在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刚满十二岁的时候，就册封弟弟为信王，并让年幼的弟弟住在皇宫内的勖勤宫中，以便和自己朝夕相处、时时见面，就近照顾。天启帝和信王之间，感情确实深厚、彼此友爱。
天启帝一生，曾经有过三位皇子：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皇后张氏诞育天启帝嫡长子，但婴儿出生时就夭折了（很有可能是死胎，后世史书都说是魏忠贤以及天启帝乳母客氏做的手脚）；天启帝悲痛之余，给长子赐名为朱慈燃，追封“怀冲太子”。
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慧妃范氏为天启帝诞育了皇次子，天启帝才失去嫡长子，又很快得到次子，很是兴奋，赐次子名为朱慈焴，晋封范氏为皇贵妃，在后宫嫔妃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张氏。但皇次子朱慈焴也没能成人，于天启四年（1624年）初夭折，天启帝追赐早夭的次子为“悼怀太子”。史书上说是魏忠贤和客氏暗害了襁褓中的朱慈焴。
起初，为了更好地控制天启帝、掌握宫中的局势，魏忠贤将自己的侄外孙女任氏送进宫中，为天启帝的妃子，天启帝封任氏为容妃。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容妃任氏为天启帝诞育了皇三子，天启帝赐其名为朱慈炅，任氏也晋封为皇贵妃。
和早夭的两位兄长相比，皇三子朱慈炅诞生后平安宁和，无病无灾，看起来很是壮实健康。没有意外的话，他就将成为天启帝日后的继承人，在若干年后承袭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成为大明王朝第十六代皇帝。
可朱慈炅注定命里无福，没有君临天下的帝王之运，就在他出生后的八个月，天启六年（1625年）五月初六，京师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离奇大爆炸，导致全城都受到的波及，房屋毁坏上万间，军民百姓死伤数万，京师内外一片狼藉。就连当时在乾清宫中用早膳的天启帝本人，也差点在爆炸发生后、逃往交泰殿的途中，被建极殿飞堕的槛瓦击中，几乎丧命。
惊天大爆炸发生后，住在深宫内、不满周岁的皇三子朱慈炅，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及飞溅的砖瓦所严重惊吓，并引发了惊厥和抽搐。最终，朱慈炅因惊吓过重、不治身亡，重蹈之前两位兄长早夭的覆辙。
事后，天启帝哀恸万分，追赠皇三子朱慈炅为“献怀太子”，并按照当初皇长子、皇次子的葬礼仪制，将朱慈炅厚葬于西郊金山皇家陵园之内。
在长子“怀冲太子”、次子“悼怀太子”、三子“献怀太子”先后夭折之后，天启帝就再也没能诞育皇子，这让他心情沮丧、焦虑不已。为了帝室大统不至于断绝、使得皇统旁移小宗，天启帝在天启五年（1625年）“献怀太子”夭折后，就将年满十五岁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从皇宫中迁出，安排其入居十王府，实际上将弟弟当做“储嗣备位”对待。
天启六年（1626年），天启帝预备给信王举行大婚，于是亲自为弟弟挑选王妃人选，以原籍苏州、现居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北京大兴）的生员周奎之女周氏为信王正妃，另挑选袁氏、田氏两人为信王次妃，一并赐婚。当年，在天启帝及张皇后的亲自主持下，信王朱由检在京师宅邸中迎娶周氏、袁氏、田氏，正式成婚。
按大明祖制，在京亲王大婚之后，就得尽早离京，前往封地就藩，无故不得停留。但在张皇后“皇帝无嗣、国本未稳”理由的坚持下，天启帝将唯一在世的亲弟弟信王暂时留在京师中，继续作为“备位皇储”来对待。
天启帝在皇后的谏言下选择了这么做，正如他和信王的八世祖、明宣宗宣德帝当年所做的那样，在尚未获得皇子之时，留已经封王的弟弟越王、卫王暂时在京居住，以备“储嗣”、保证大宗皇统的安全。因此，十六岁的信王就在京师继续居住，而没有前往封国就藩。
一年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启帝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入水中，因而染病。病症随后侵入肺腑间，导致天启帝感染肺炎、乃至于身体浮肿、高烧不退，病情迅速转危恶化。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天启帝已经多日卧床不起、自知命将不久，于是，天启帝强打精神，将唯一在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紧急召入皇宫乾清宫内，在病榻前拉着他的手细细嘱咐说“吾弟当为尧舜！”也就是在事实上将大明社稷传给了弟弟。信王当场嚎啕大哭、不住叩首，悲切不能成辞。
在做好了大统传承准备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在乾清宫内驾崩，年二十二岁。八月二十四，信王朱由检奉遗诏入继大统、继位登基，改明年为崇祯元年，这就是大明第十六代、也是最后一代（正统）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刚继位时的，崇祯帝还不满十八岁，妥妥一个少年皇帝；而他所面对的，是祖父万历帝、皇父泰昌帝、皇兄天启帝所留下来的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烂摊子。之后的日子里，崇祯帝即使再奋发图强、宵衣旰食、祈愿在自己的励精图治下、大明王朝能够摆脱颓势、实现中兴，但事与愿违、王朝到了末期、各种矛盾和社会痼疾积重难返、紊乱不堪，崇祯帝再怎么采取措施以图挽救时局，也无法摆脱政局的糜烂和和国家的积重难返。
在左支右绌、焦头烂额的境地下，崇祯帝举措失当、进退维谷，执政手段越来越偏激拗执。因此普通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铤而走险之下不得不聚众造反，天下烽烟四起；同时辽东兴起的后金政权也不失时机地多次毁边墙入寇，导致大明内外交困、腹背受敌。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崇祯帝无力回天，大明王朝在反复的折腾中逐渐走向灭顶之灾，终于在十七年后彻底倾覆。不过这都是题外话，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崇祯帝的私德，和之前的历代先帝相比，还是非常优秀的，一生中后宫嫔妃的数量很是简单，他登基之后，先后有过七个皇子，不过仅仅是由两位后妃所诞育，这在大明历代皇帝中，算是罕见了。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初四，十九岁的崇祯帝得到他的第一个皇子，也是嫡长子——皇后周氏当天诞育了崇祯帝的元嫡！大喜过望之下，崇祯帝向全天下颁布喜获嫡子的诏书，并依照太祖皇帝当年《皇明祖训》中所定下的字派，为嫡长子赐名为“慈烺”。
崇祯三年（1630年）春，皇长子朱慈烺刚满一岁，崇祯帝即在南熏殿举行仪式，立朱慈烺为皇太子，授予金册金宝，然后遣官祭告天地宗庙。朱慈烺也是大明第二个由在位中宫皇后所诞育的皇太子（第一个由在位中宫皇后所诞育的大明皇太子，是明武宗朱厚照）。
在皇长子出生后，崇祯帝又接二连三地诞育了诸多皇子，分别为：
皇次子朱慈烜，崇祯二年十二月（阳历是1630年1月）生，周皇后所出。
皇三子朱慈炯，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生，周皇后所出。
皇四子朱慈炤，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生，田贵妃所出。
皇五子朱慈焕，崇祯九年（1636年）生，田贵妃所出。
皇六子朱慈灿，崇祯十年（1637年）生，田贵妃所出。
皇七子（未命名），崇祯十一年（1638年）生，田贵妃所出。
不过，在崇祯帝的七位皇子中，有四位幼年夭折：
崇祯三年（1630年），皇次子朱慈烜夭折，追封怀隐王。
崇祯十二年（1639年），皇六子朱慈灿夭折，追封悼怀王。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五子朱慈焕夭折，追封悼灵王。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七子夭折，尚未命名，追封悼良王。
所以，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止，崇祯帝尚存的皇子只剩下三人，即皇太子（皇长子）朱慈烺、皇三子朱慈炯、皇四子朱慈炤。朱慈炯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被封为定王，朱慈炤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被册封为永王。
自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愈发严重、以及吏治的全面败坏、天灾的不断横行，社会底层的饥民无法生存，只得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反抗朝廷横征暴敛。就这样，最终导致明朝中枢灭亡的明末农民起义，首先于陕北爆发。
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官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虽然官军屡次战胜农民军，但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农民军，而农民军越挫越勇，坚持抵抗，在反抗官军的进缴中逐渐壮大，力量越来越强。明朝在面对内部的农民军同时，也要分出精力来和关外新兴的后金（清朝）政权作战，顾此失彼之下，对围剿农民军愈发力不从心。
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之后，农民军已经发展壮大为拥有数十万军队、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强大力量，明朝中枢再也不能轻易击败农民军，而是不断地丧师失地、节节败退；三年之内，农民军先后攻克了河南、湖广、四川、陕西、甘肃、南直（安徽、江苏）等地，明朝中枢在全国的统治，在农民军（以及关外清军）的强烈打击下，即将全面崩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农民军在陕西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设立六政府以及诸殿大学士，同时制定新历、开铸新钱、举行科举录取士子、平准物价稳定人心。在这些措施之下，大顺政权迅速凝聚了控制区域内的人心、新朝气象展现无疑。
随后，大顺政权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礼政尚书巩焴奉农民军首领、大顺皇帝李自成的诏令，拟就了《大顺讨明檄》——“咨尔明朝，久席泰宁，浸驰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宦官悉龁糠犬豚，而藉其耳目......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谨诏。”然后发往京师，向崇祯帝及大明朝廷送出了劝降令。
当然，农民军及李自成并没打算仅仅靠一篇文章，就能让崇祯帝主动投降，江山社稷最终还得要武力夺取，正如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当年曾经做过的那样。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正式展开武力伐明的行动。一路上大顺军队进展顺利，除了在代州宁武关曾经遭遇大明代州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之外，其余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太原、忻州（山西忻州）皆顺利攻下；即使是宁武关，也于三月初一被大顺军攻克，周遇吉阵亡。
在大顺军向京师进军之时，困守孤城的崇祯帝已如坐针毡、万分焦急朱慈焕，甚至有了“南迁”、或者“以皇太子出守南京”的想法。不过，在几次廷议中，诸文臣不敢承担“挑唆皇帝弃守国都逃跑”罪名，以免遭到“背黑锅”的倒霉命运，竟然全部反对皇帝南迁；对于皇太子出守南京之事，文官们倒是踊跃支持，还纷纷挺身而出、上奏要求亲自护送皇太子南下。
崇祯帝自然知道文臣们是个什么心思，他既不信任文臣们会真心实意辅佐皇太子、又害怕会重蹈唐玄宗覆辙，被架空、抛弃，于是坚决不同意让皇太子南下南京。就这样，大敌来临之际，大明君臣还在相互猜忌、敷衍、算计，王朝的命运就此注定。
攻克宁武关后，大顺军兵不血刃，接连拿下京师最后的屏障大同、宣府、居庸关；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昌平总兵唐通均主动向大顺军归降。这已经是三月十一时候的事情了。
三月十七，大顺军越过昌平，抵达京师，驻军于西直门外，并以大炮轰击彰义门、西直门，威胁城内。当天，崇祯帝最后一次上朝，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已经能够听到城外的隆隆炮声。绝望之下的崇祯帝无计可施，在御案上用茶水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潸然泪下后无奈退朝。
当夜，京师外城失守，大顺军汹涌进入外城。崇祯帝连夜登皇宫后的煤山（万岁山，今景山），远眺外城的烽火和硝烟、哀叹徘徊，许久后才惆怅下山。
三月十八，崇祯帝让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即刻更换衣服，到各自外家躲藏，然后劝皇嫂懿安皇后张氏、皇后周氏、贵妃袁氏自尽，并将两个女儿亲手砍杀（其中长平公主侥幸未死）。
三月十九天明时分，逃走无望的崇祯帝在心腹太监王承恩陪伴下，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脱下了身上的大袍、以血书写了最后的遗言：“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朱慈焕，勿伤百姓一人”，然后在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自缢殉国，时年三十四岁。王承恩随即也自尽追随崇祯帝而去。
当日午时，大顺皇帝李自成在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吏政尚书宋企郊等人的陪同下，从德胜门进入京师，然后经承天门至皇极殿，成为了皇宫紫禁城的新一任主人。
大顺军攻克京师后，李自成下令寻找崇祯帝及其宫眷子女。之后，周皇后、懿安张皇后的尸体被发现，未死的袁贵妃、长平公主也被妥善安置；逃离皇宫之后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被图谋富贵的一些人挟持并献给了大顺政权。只有崇祯帝本人，暂时没有被找到。
三月二十一，在全城的搜捕中，终于有人在万岁山上发现了挂在寿皇殿外的歪脖子槐树上、自缢而死的崇祯帝和自尽殉主的王承恩。得知消息后的李自成没有羞辱崇祯帝的遗体，而是下令让有司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遗体用两口柳木棺材装殓好，停放在东华门外护城河边，并搭起简易的灵棚，让前明文武官员去拜祭。
对于皇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三人，李自成也没有加害，而是将朱慈烺封为“宋王”，朱慈炯封为“定安公”，朱慈炤封为“永平公”，妥为照顾。在皇太子兄弟和前明襄城伯李国桢的请求下，三月二十三，李自成下诏给崇祯帝夫妇更换上好的红漆棺木，以帝后之服饰重新装殓崇祯帝与周皇后。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初四，崇祯帝夫妇的遗体被大顺政权命人运送至昌平皇陵区，葬入了崇祯帝先前去世的田贵妃位于天寿山西南、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南麓的陵墓中，这就是日后天寿山明十三陵中最后一座帝陵——思陵。
这个时候，大明中枢政权已经覆灭，大顺政权占据了北方及西北、中原等地，但南方的明朝剩余势力，依旧保有湖广、南直隶、江浙、闽越、云贵等地。
所以，当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噩耗传到南方等地后，南京留守文武诸臣在痛哭流涕、给君父大举发丧之后，不约而同地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明皇统不能就此断绝。于是，留都诸臣立刻开始商议，拥立何人为新帝，以延续大明皇统、稳定南方人心。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初，曾经专门就皇室成员行为规范、皇统传承制度、宗室管理制度等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的标准——即《皇明祖训》。其中，皇明祖训对帝位大统出现中断之后的情况，明确规定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随着崇祯帝的自尽殉国、以及皇太子兄弟的“失陷”，大明皇统大宗全部断绝，没有了可以入继大统的继承人。明光宗泰昌帝的后裔，目前不是去世、就是被大顺政权控制，万万没有能够前往南京、承袭皇位的可能（明光宗七个皇子中，只有明熹宗天启帝、明思宗崇祯帝兄弟俩长大成人，其余的都夭折了。而天启帝三个皇子全部夭折，等于这一支也断绝了。崇祯帝七个皇子，也只有皇太子、永王、定王平安长大，但现在他们也全部被大顺政权掌控，没有机会能南下继承皇位）。
因此，在泰昌帝一系全部失去了继位可能的情况下，南方明朝官员们，只能再往上推，从泰昌帝的兄弟、明神宗万历帝的其他儿子及其后裔中，挑选符合《皇明祖训》中大统传承规定的人选，入继宗庙，延续皇统的传承。
万历帝的皇子中，只有皇太子朱常洛（即泰昌帝）、皇三子福王朱常洵、皇五子瑞王朱常浩、皇六子惠王朱常润、皇七子桂王朱常瀛长大成人，得以封爵。但此时福王朱常洵已经死于农民军攻克藩地洛阳的战争中，其三个儿子中，只有长子福世子朱由崧脱逃，后来承袭了福王封爵。在农民军征伐河南的威胁下，福王朱由崧已经逃离临时居住地怀庆府，向南方淮安府逃亡、暂居。
其他瑞王、惠王、桂王等三位万历帝皇子，目前倒是还在世，但在大顺政权向京师进军，消灭明朝中枢的军事行动中，瑞王、惠王、桂王等人为了避祸，都从各自的封国逃走，向南方逃亡避难。瑞王躲在重庆、惠王避走衡州、桂王远遁梧州。
按太祖朱元璋当年拟定的《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统传承顺序原则，在泰昌帝、天启帝、崇祯帝这一系大宗已经全部断绝（崇祯帝虽有皇子在，但都失陷于北方，无法承袭大统）的情况下，大明皇统的第一继承人就当是万历帝第三子福忠王朱常洵之长子、现任福王朱由崧。
可是，目前掌握留都南京大部分权力的文臣，是以史可法、钱谦益、吕大器、高弘图为首的东林党人；而四十年前，因为“国本之争”（即万历帝和文臣东林党集团因为立储，彼此对抗、抵制十多年，最终迫使万历帝不得不立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没能立爱子、第三子朱常洵之事），东林党前辈们和福忠王（即福王朱由崧之朱常洵）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结下了化不开的怨望，一直心存芥蒂。
所以，此时掌握南京实权的东林后辈们害怕一旦由福王继位，将来新帝会重提旧事，对当年曾经压制、打击过其父的东林党人施以报复、甚至加罪，因此不愿意按照“兄终弟及”（其实是弟终兄及，福王比崇祯帝要大三岁）的祖训，拥立福王为新君，而是违心地提出所谓“立贤”之议，想甩开万历帝一系后裔，而拥立远支宗室——万历帝之弟潞简王朱翊镠的儿子、现任潞王朱常淓（泰昌帝和福忠王的堂弟）承袭皇位。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东林党的前辈们当年正是坚决反对万历帝以“立贤”为名将福忠王朱常洵立为皇太子，所以借口“遵循祖训”、和皇帝对抗近二十年，最终才让万历帝立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三十年后，东林党后辈们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及党争的成败、权力的争夺，居然想堂而皇之地推翻东林前辈们当年所坚持的立场，重新拾起“立贤”这套说法，来完成实际上的“权力斗争”意图，不得不说东林党人的双标玩得溜溜的，政治节操掉了一地。
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掌握留都军权的东林党人书史可法节操稍高，觉得其他同僚这么做简直是将前辈们的脸、还有现在东林党人的脸打得啪啪响，将来还怎么能够凭借道德、法统的制高点去执掌朝政、教化庶民。因此，“拥潞”之议万万不可行。
但史可法毕竟也是东林党，对于己方的利益和权力怎么也要大力维护。所以，他一样不想立和东林党有着严重过节、恩怨的福王。在两难之下，史可法提出了第三种意见——福王和潞王都不立，而以万历帝此时在世的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为新帝，这样既延续了大宗帝统的传承，也避免了和东林党有旧怨的福王继位，各自都退一步。
但史可法一个人的意见，无法说服其他大部分人（无论党内同僚还是政敌）。在纷纷攘攘的争论中，南京城中官员们吵了一个月，也没确定新君的人选。
与此同时，占据北方京师的大顺政权在进攻据守山海关、拒不向大顺投降的明朝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时，被吴三桂暗中联合入关的清军，击败于一片石。惨败回京后的大顺军队迅速退出京师，向陕西撤退，清军则趁机入关，准备占领关内土地、就此入主中原。
在严峻的局面下，原本暂居淮安、且被留都东林党人所轻视、嫌弃，单凭“祖训”内容无法正常继位的福王朱由崧决定另辟蹊径、抢先下手，通过联络地方实力派，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以武力夺取帝位。
福王秘密联络前总督京营太监、现任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并通过卢九德向江北三镇武将——徐州高杰、滁州黄得功、寿州刘良佐求援，许诺三镇武将假如支持自己夺取皇位、并得以成功的话，那么将来可以晋封三镇武将爵禄、许以封地，和自己一起共享荣华富贵。
三镇武将接到福王的求援信息后，经过相互商量，觉得这是一个天赐良机，福王本来就有合法继位权，正统性无可置疑，留都诸文臣也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拒绝福王继位。因此，拥立福王南下继位，可以轻松立下“定策从龙、中兴元勋”的滔天功劳。
于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福王的求援请求，纷纷回信向福王效忠，同时预备派出军队前往淮安，迎接福王南下南京，承袭皇位。
江北三镇在向福王表忠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名义上的主帅——凤阳总督马士英抛到一边，根本没有和马士英商量。而福王主动接近武将、得到三镇武将效忠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还在和史可法扯皮、争执的马士英在短暂思考后，立即做出了正确选择——以文臣的身份，第一个向福王表示支持和效忠，支持福王继位。马士英也是江南高级文官中，第一个投靠福王的人。
随即，马士英立即致信江北四镇中的最后一人：淮安守将刘泽清，命刘泽清即刻向福王投效输诚，并以地利的优势（福王就在刘泽清的地盘上），亲率大军护送福王从淮安赶到南京，以实现“定策从龙”的大功。
此时，南京各方势力还在讨价还价、没有确定到底是谁来继承大统。但福王拉拢江北四镇、凤阳总督、守备太监，准备以武力捍卫自己皇位继承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南京，优势已经确立且不可逆转。
大势所趋之下，南京的东林党人再不甘心，也只好被动接受福王入继大统这个现实，向江北派出使者，迎接即将南下的福王（假如东林党人继续硬抗，那么福王继位后，这些人逃不过一个“把持朝堂、擅权乱政”的下场，跳得最高的那几个人搞不好还要到诏狱中走一趟，就像他们的的老师、前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一样）。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顺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在南京的文武官员、勋臣共同祭拜太庙，把迎立福王继位的结果向大明历代先帝汇报。四月二十七，在马士英、卢九德、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的护送下，福王銮驾抵达仪征，并接受提前等候在仪征的南京礼部官员的参拜。
四月二十八，福王抵达浦口，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五月初一，福王渡过长江，先后拜谒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陵，然后从朝阳门进入南京，至皇宫奉先殿拜谒历代先帝神主，之后以南京守备府为行宫暂住。五月初三，福王从大明门入皇宫，在重修一新的武英殿内举行了监国典礼。之前一天，北方京师，在降清的吴三桂引导下，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京师，正式开始了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顺永昌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监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继续用“大明”为国号，这是南明时代的开始。朱由崧就是南明第一代皇帝——弘光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