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肯尼迪 《刺杀肯尼迪》
电影:《刺杀肯尼迪》海报。影片从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视角，对肯尼迪谋杀案进行了全面回顾，得出肯尼迪是被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有计划地谋杀的结论，包括商人、匪徒、CIA、FBI、司法局和执法单位。
刺杀肯尼迪:虚构的情节和真实的情感
柊司恢复历史细节的努力值得尊重。摄制组根据档案电影精心重建了肯尼迪执政时期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耗资7万美元，最终只在电影中出现了8秒钟，仍然是黑白电影。
1991年电影《刺杀肯尼迪》的剧照
“那么，你想知道，杀害总统并掩盖罪行的人是谁？所有人！中情局、联邦调查局、达拉斯警方、陆军、海军空武装部队、大型企业和白宫的高级官员。每个人都做了什么——除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这是1991年12月23日《时代》杂志对电影主题的描述，《刺杀肯尼迪》上映三天后。其实《时代》杂志的调侃是有礼貌的。在批评者发言之前，一些记者、政治评论家和学者开始批评肯尼迪遇刺案及其导演奥利弗·斯通。《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汤姆·威克称《刺杀肯尼迪》是“偏执而荒谬的，充满了武断的谬论。”政治学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谴责“刺杀肯尼迪”是“一个缺乏教育和良知、歪曲历史、缺乏公民责任的工匠的行为。”《洛杉矶时报》想要“抵制柊司捏造的事实”，而《芝加哥太阳报》则宣称“柊司的电影毫无价值，让肯尼迪蒙羞”。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丁写了一篇七页的文章批评柊司，将柊司刺杀肯尼迪等同于列宁·里芬斯塔尔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文章《意志的胜利》。
柊司后来在一次独家采访中回忆起在前线的日子:“我甚至记不起所有的死亡威胁，因为太多了。”
导演奥利弗·斯通
或许，对于一个越战老兵来说，这些东西根本不算什么。1946年9月15日，奥利弗·斯通在纽约出生。父亲是华尔街成功的金融从业者，母亲是法国人。这给了他从小良好的教育和一些艺术天赋。然而，从中学毕业以来，柊司就没有表现得像一个可靠的年轻人。1964年，他进入耶鲁大学，但一年后辍学，去了越南当老师。教了半年英语、数学和历史后，他乘坐美国商船回国，回到耶鲁大学继续深造。此时，他致力于写自己的自传体小说，以至于第二次从耶鲁退学。然而，没有出版商对他的小说感兴趣。这部小说终于在柊司成名后的1997年出版。
1967年，有一个破碎的文学梦，对生活感到沮丧的柊司加入了美国军队，并特别要求被派往越南执行作战任务。先后在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服役。曾两次负伤，获得铜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因参与25次直升机袭击获得航空空勋章。后来他著名的作品《野战排》就是他在越南战场上的所见所闻。
1970年，柊司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师从马丁·斯科塞斯。整个20世纪70年代，他一边当出租车司机养家糊口，一边做摄影师、编辑、制片人助理、编剧，还拍了几部短片。1979年，他凭借《午夜快车》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1986年，他的《战地营》获得8项奥斯卡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奠定了他一线指导的地位。1989年，他的越南战争三部曲第二部《七月四日出生》再次获得8项奥斯卡提名，并为他赢得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对越战的深刻反思成为柊司最著名的标签。事实上，《刺杀肯尼迪》也渗透了柊司的越战情结。在他看来，正是肯尼迪的去世，大大推迟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进程。
电影《七月四日出生》海报。该片根据退伍老兵郎·柯维克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讲述了青年郎受美国总统越战演讲启发参军的故事。在经历了一场真实而残酷的战争后，他终于意识到并开始高举反战旗帜。
在《生于7月4日》的拍摄过程中，柊司阅读了前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刺杀追击》，并用自己的钱购买了这本书的电影改编权。后来他买了小说《困境:刺杀肯尼迪的阴谋》，展开了吉姆·加里森的故事。柊司还聘请了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肯尼迪遇刺的信息。虽然柊司已经读完了二十几本关于肯尼迪遇刺的书，但研究小组已经读了100-200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到1990年，柊司从华纳兄弟公司和摄政娱乐公司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投资。
吉姆·加里森是这部戏的男主角。为了让他成为英雄，柊司联系了哈里森·福特、梅尔·吉布森和凯文·科斯特纳，他们都是好莱坞一线男星，在八九十年代专门塑造了高大全的形象。起初，科斯特纳拒绝了柊司，但他的经纪人说服他出演这个角色。科斯特纳对加里森的角色做了大量研究，包括会见自己、朋友和敌人。1991年1月，在他决定出演加里森这个角色两个月后，他自编自导的《与狼共舞》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奖，这让他瞬间成名，也让柊司觉得物有所值。此外，柊司还邀请了许多著名的电影明星加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起来确实与历史人物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影人物众多，熟悉的面孔可以帮助传达巨大的信息量并迅速增加观众的注意力。因为电影主题的重要性，这些大牌都积极降薪。
现场再现历史
柊司恢复历史细节的努力值得尊重。摄制组根据档案电影精心重建了肯尼迪执政时期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耗资7万美元，最终只在电影中出现了8秒钟，仍然是黑白电影。很多场景都是现场拍摄的。在历史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剧院被捕肯尼迪为什么被刺杀，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杰克·鲁比枪击奥斯瓦尔德的现场也是在达拉斯警察局的地下车库拍摄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为了让肯尼迪遇刺的迪利广场看起来像1963年，剧组花了400万美元来设置场景。制片人还向达拉斯市议会支付了一大笔钱，雇佣警察改变交通路线，并封锁了该地区三周。柊司只用了10天就重现了肯尼迪遇刺的场景。摄影导演罗伯特.理查森用两个35毫米的相机，五个16毫米的相机和14个不同的胶片，用不同的位置和成像材料重建了这一历史时刻。
拍摄德州教科书仓库大楼最难获得许可。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在六楼的窗户里射杀了肯尼迪。整个六楼都变成了博物馆。如果你想站在那个窗口，你需要支付5万美元，而且必须是一天中的特定时间。一次不能超过5人进入六楼。为了将建筑恢复到1963年的原始状态，生产商和建筑的所有者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谈判。最后六楼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五楼拍的，但是拍摄团队的视角和从外面看到的枪手的镜头都是通过真实的窗户完成的。
凯文·科斯特纳饰演的吉姆·加里森和唐纳德·萨瑟兰饰演的X上校都有很长的独白。柊司要求他们不用提词器就能记住台词。当科斯特纳表演最后一场法庭陈述时，他完全投入了这场戏，他真的哭得哽咽了。虽然他错报了著名的“为民所拥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顺序，但这一段因为他的出色表现而被保留在一部电影中。
最终，柊司拍摄了120个小时的素材，三个月来，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来编辑一个3小时的作品。一般MTV般的快速剪辑结合了各种视觉媒体——35mm、16 mm、超8 mm、8 mm、历史纪录片、静态照片、彩色黑白、正常速度和慢动作，让观众完全沉浸在这种快速剪辑带来的视觉快感和信息轰炸中。新闻、证据、倒叙、场景重构、想象场景混杂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接受不了。
电影上映的第一周，票房不温不火。或许是媒体的口水提升了它的关注度。1992年1月的第一周，它开始发力，在全球赢得了5000万美元的票房。到第一次放映结束时肯尼迪为什么被刺杀，它在全球赢得了2.05亿美元的票房，其中7000万来自美国。华纳也觉得自己赚的少了，因为3小时的片长导致了放映量的减少。它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并获得了两项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奖。
然而，由于电影作为大众娱乐的广泛传播，《刺杀肯尼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对肯尼迪遇刺的理解。
唯一起诉肯尼迪案的人
事实上，柊司一丝不苟地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同时对历史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加工。关于吉姆·加里森的基本史实如下:1966年，加里森作为新奥尔良的地区检察官，从一个名叫杰克·马丁的私人侦探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得知一个名叫大卫·费里的人可能参与了刺杀肯尼迪的行动。加里森着手调查来自新奥尔良的商人克莱·肖是否与暗杀有关。1969年，加里森的调查随着克莱·肖的被捕和审判而结束。然而，案件提交陪审团不到一个小时，就获得一致通过，肖被无罪释放。加里森成为唯一一个起诉肯尼迪遇刺的人。
历史上真正的吉姆·加里森
在法庭上，加里森展示了他设法从《生活》杂志上获得的泽普鲁德拍摄的肯尼迪遇刺视频，并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视频内容。在审判前，几乎没有人看过这段录像带，与加里森合作的调查人员非法复制了相关视频，使其传播范围更广。
在电影中，加里森指责肖让威利·奥基夫作为关键证人，他是历史上四个证人的集合。在审判中，所有四名证人都有严重的可靠性问题。最重要的证人是佩里·拉塞尔，他在法庭上作证说，他参加了在激进的反卡斯特罗活动家大卫·费里的住所举行的一个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大卫·费里和克莱姆·贝特朗已经在计划刺杀肯尼迪总统。他们谈话的内容具体到火力的安排以及如何为罗志的不在场证明提供证据。然而，拉塞尔的一些证词是在催眠和服用硫喷妥钠的情况下给出的。拉塞尔此前提供的证词并没有解释“隐藏的暗杀阴谋方”。他确实见过克莱？肖两次，但不是在聚会上。
在影片中，柊司将加里森的许多未经证实的猜测变为现实，并加入了许多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比如电影中，大卫·费里曾在一家酒店向加里森坦白:确实有阴谋。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电影中，新奥尔良法语区的人告诉加里森的助手，克莱·肖就是克莱姆·贝特朗，这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事实上，加里森的助手已经小心翼翼地爬行和梳理了法国区，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克莱姆·贝特朗的证据。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个人不存在。为了宣传加里森，柊司设立了一个法庭陈述。从电影来看，太精彩了，《刺杀肯尼迪》进入了经典宫廷电影的行列！但是加里森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在法庭上，那些演讲要么是他的书的内容，要么是编剧的创作。有趣的是，加里森在《刺杀肯尼迪》中饰演大法官沃伦。
用“反神话”粉碎“虚假神话”
从电影制作人的角度来看，柊司的做法没有错。毕竟按照一般原理，电影不是传播事实的媒介。这也是很多影评人支持这部电影的原因。《华盛顿报》的一位资深影评人在提交电影评论时被总编辑拒绝。主编的理由是不想看到对这部电影的正面评价，导致资深影评人愤然辞职。著名影评人罗杰·埃伯特因《刺杀肯尼迪》叫好，被沃尔特·克朗凯特当面批评。后者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他是第一个在电视上向全国观众报道肯尼迪遇刺消息的人，他被视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艾伯特认为克隆凯特在他的位置上是正确的。但是《刺杀肯尼迪》不是一部关于刺杀的电影，而是关于情感的。这部电影准确地反映了1963年11月22日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人们觉得真相还没有完全公开，涉及的凶手不止一个。这部电影的主题不是真相，而是愤怒和沮丧。
《沃伦报告》被称为“一部伟大的美国超现实主义小说”。无论结论是否成立，其随意性、混乱性和隐蔽性确实激怒了很多人。好莱坞著名的“愤怒的青年”奥利弗·斯通，想用一个“反神话”来粉碎《沃伦报告》的“虚假神话”。在柊司看来，肯尼迪遇刺已经卷走了美国政治版图上所有的希望和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