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江南春》该怎么解才好？——与孙绍振先生商榷

　　杜牧《江南春》该怎么解才好？

　　——与孙绍振先生商榷

　　悠 哉/文

　　说起孙绍振教授，他在中学语文界算是赫赫有名了，其大著《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问世后，影响不算小呢。然而，我拜读之后，每每感觉如鲠在喉，原因是：书中各篇创见与谬见参差，质量高低不均匀。再则孙教授的“细读”细致有余而高度欠缺。确切地说，他的分析欠缺美学高度。

　　杜牧《江南春》原诗如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上书中，孙绍振先生作了颟顸的美学解析：

　　楼台和烟雨是局部，而前面的千里莺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则是大全景。全诗形象的中心是楼台和烟雨。很明显，对于楼台和烟雨，作者不满足于华美的印象，他先是总体感受（四百八十寺，是一个目测），然后把它们笼罩在江南特有的烟雨之幕中，玩味、发现、感叹。因为烟雨之中的朦胧，让诗人发现了佛寺之美，其特点是有点飘渺、超凡脱俗的。接着，诗人将这种美的欣赏转化为历史的感叹，南朝已经灭亡了，但寺庙的美并没有变化。

　　能这样读解吗，这首绝句？

　　窃以为，万万不可的。

　　首先，“楼台和烟雨”与“千里莺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的关系，怎么会是“局部”和“大全景”的关系呢？它们出现于一首诗作中，无非是诗歌意象而已，何来这种关系呢？试问：四百八十寺不可能建筑在一起，而只能是分开的，零零散散分布于水村山郭酒店之间。那么，悠哉称它们是“局部”的，而成片的“烟雨”反倒是“大全景”，岂不是更妥贴吗？由此可见，孙绍振显然是在胡说八道！

　　其次，“四百八十寺，是一个目测”，这也是胡扯嘛！如孙绍振引述过的，杨慎批评杜牧量词使用不当，建议改为“十里莺啼”，此说遭到何文焕的断然反驳：“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 借此悠哉也驳斥孙绍振说：“你瘟了头吧？四百八十寺，谁个能目测得到呢？”

　　除非那人像孙悟空，眼睛具有特异功能，否则分散布局的四百八十寺，他岂能“目测”之呢？

　　再次，“诗人将这种美的欣赏转化为历史的感叹，南朝已经灭亡了，但寺庙的美并没有变化”，这话也解错了。孙绍振不谙熟杜牧的佛教观，故有此颟顸的解读。

　　杜牧，字牧之，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死于宣宗大中七年（853），京兆府万年县人。他出身于“城南韦、杜”的世家望族，先祖杜预在晋朝封侯，祖父杜预、堂兄杜悰任过宰相。杜氏家族不仅门第显傲，而且具有优良的家学渊源，杜预的《左传集解》、杜佑的《通典》，乃是赫赫有名的著述。登科入仕后，杜牧立志用世，关注武事，留下《战论》、《守论》等军事著作，曾写下“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等述志诗；遗憾的是，晚唐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异族凌侵的黯淡现实，使他的满腹抱负灰飞烟灭，只能诗酒放诞，郁闷地打发漫漫时光。

　　值得关注的是杜牧对佛教的看法，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解读《江南春》绝句。

　　会昌五年（845），武宗下诏毁禁佛教，原因有二：一是庞大的寺僧拥有大量土地，不纳赋税地鱼肉百姓，成为社会经济一大问题；二是道教与佛教的冲突加剧。唐朝奉道教为国教，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诱下，武宗终于下诏毁禁佛教，“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杜牧对此持何种态度呢？在宣宗大中年间，他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武宗毁禁佛教之事，表示热烈赞同，还揭露了官宦们舍财奉佛是出于“买福卖罪”的卑阴心理。具有如此主张的人，岂能赋诗抒发“佛寺之美”耶？

　　于此可见，这是望文生义所带来的一种误读。

　　那么，《江南春》绝句作何解？以下悠哉放开眼光分析一番：

　　第一，“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两句紧扣题目“江南春”，描绘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江南春景。但凡下过江南的北方人，莫不为此等图景所陶醉，前人白居易留下“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等名句。但是杜牧此诗与白居易的作法不同。杜牧这首诗是写景、感怀兼咏史之作，内涵较白诗的开阔许多，同时也厚重了许多。这点必须明显。孙绍振的解读误区，就在于看不到这点，给理解狭隘了，同时理解浅显了（单纯地理解成欣赏雨景之作）。

　　实际上，这是杜牧绝句的惯用手法，类似的还有《赤壁》、《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和《江南怀古》等，引述两首如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烟笼寒水月笼纱，也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南怀古》）

　　以上两首绝句，前者涉及本朝史事，后者涉及前朝史事，其共同特点是：作者借古喻讽，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诗人慨叹国事日非而权贵们竟毫不挂怀，只贪一己享乐：“妃子”代指皇家奢华，“酒家”代指豪门官宴（能够在酒家摆阔的自然是富豪和高官。杜牧作为一员闲官，也凑趣地参与其中，但他心中怅闷无奈，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忧患国事的才子慨叹人心麻木，乃是《江南怀古》诗的美学价值所在。孙绍振正确指出：“欢乐（歌女和歌曲）和悲哀（诗人为歌女，更为时事）交织，历史和现实的感喟就深沉了……杜牧身处晚唐，借古讽今，忧国忧民，以文采和情采交织感人。” 奇怪的是，他到赏析《江南春》时竟出现盲视，可见“解诗是难的”啊！

　　《江南春》与它们题材相近，杜牧巧借南朝佛寺的兴衰，感慨国事的风雨飘摇，政局不稳，犹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换言之，悠哉认为“烟雨”的意思近于“风雨飘摇”，于是我们豁然明白杜牧诗不着痕迹的讽喻意味：南朝佛寺历经“武宗毁佛”事件而“楼台”依然不倒，这意味着皇朝堪忧，命脉不长矣！果然，还不到50年，大唐江山便改朝换代，杜牧所忧患的成为了现实！古人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杜牧这首诗的妙处在于不可凑泊处和不落言筌处。

　　第二，这首绝句的观察方法很有特色，在解读王维名诗《使至塞上》时悠哉提到：古人观察景致的方法有“定点观察”与“移动观察”之区别。例如，《使至塞上》和《江南春》属于后者，而《登鹳雀楼》、《登幽州台歌》等属于后前者。此外还有“以大观小”、“以小观大”等。我在解读《使至塞上》时拿它与《江南春》作了比较，进而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诗中的‘塞上’与上述诗中的‘江南’相同，也是一个泛指概念，谓之‘方广千里’可也。”

　　于是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杜牧是在何种情形下创作《江南春》绝句的？

　　翻查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缪钺《杜牧传》等研究论著，发现学术界对此作了回避，或者说他们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就未将其纳入编年诗。值得重视的是释圆至在《唐三体诗?卷一》中称：“此诗盖杜牧之赴宣州时，纪道中所见。” 此乃世外高人之洞见，犹如拨云见日，道出俗辈所暗昧者，可谓深契吾心矣！孙绍振之所以解得颟顸，就因为他不懂得杜牧是何种情形下著此诗的。

　　对照查看缪钺《杜牧传》，知杜牧26岁登科，此后跟随沈传师到江西、宣州作幕僚，“十年为幕府吏”，其间游历过江南。42岁时，他由黄州迁池州刺史，再迁睦州刺史，长期游宦江南。武宗颁发毁佛圣旨时，杜牧正任池州刺史。闻听这道喜讯，他兴奋地赋诗《皇风》，赞曰：“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给予了很高、很大的期望。睦州刺史任满后，杜牧赴长安就任司勋员外郎，途经金陵。那么，在这次行程中，他有感而发作此绝句，是否可能呢？窃以为，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圆至和尚主张的“赴宣州时，纪道中所见”，还是悠哉设想的途径金陵时有感而发，反正它作于旅途中，这点是可以断定的，万难动摇得了。

　　或问：“如此肯定它作于旅途中，莫非你是受了圆至的诱导？”

　　答曰：“不是的。我从分析诗作得来。”

　　如前所述，在解读《使至塞上》时，悠哉称它作于王维赴凉州旅途中，而非如莫砺锋所论抵达凉州时所作，乃是因为：“塞上”、“江南”皆为泛指的概念。何文焕锐利指出：“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

　　第三，研究者在注释“四百八十寺”时，都引述《南史?郭祖深传》中的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这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杜牧乃道中所见景致，那么与“都下佛寺”（即金陵的佛寺）就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只能说“部分地包含”。从这个角度看，“水村山郭酒旗风”诗句有深意存焉，很值得读者细加玩味。

　　试问：这是描写金陵的都会景致吗？

　　显然不像嘛！

　　准确地说，它描写的是诗人经过官道时，游目打量周遭，所见到的若干小景致：河畔村落（“水村”）、山脚城墙（“山郭”）、酒店（“酒旗”），还有下句提及的佛寺（由于是远观，诗人难睹全貌，仅仅望见“楼台”）。一处处景致虽然很小，但是与沿途矗立的一座座佛寺楼台串联在一起，就组成一幅“图画长卷”式的大景致了。这就是何文焕所谓“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的深意吧！

　　孙绍振解诗能力欠佳。他悟不出其中奥妙，只得胡乱地颟顸解读了。

　　《江南春》既是千古流传的名诗，那么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借古喻讽，寄慨遥深。它的立意不专写景，而且渗入抒情和咏史，达到言浅意醇的美学效果。袁枚《随园诗话》曰：“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 《江南春》就臻于此等美学境界。

　　其次，巧用数字。唐代李白善用数字，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天台四万八千丈”等。杜牧也善于用数字，例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十年一觉扬州梦” 等。

　　再次，借助江南雨景渲染幽静朦胧的意境，营造出感伤的情调美。晚唐“小李杜”齐名，他俩擅长此道。悠哉在《燕园梦》里以李商隐的《春雨》为例，谈到李商隐诗歌的美学特质，兹引述如下：

　　蓦忽想起日前所读李商隐《春雨》，他尝试着默诵起来：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还想往下背，却记不起尾联。怎么也记不起来。

　　咿呀，怪哉怪哉！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糟糕，真糟糕哦！

　　他拿手指敲叩大锛儿头，恼恨地敲敲叩叩：“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试图叩醒处于睏滞状态的脑壳，却是无济于事，仍然记不起来。眼下恰好遭逢一场春雨，可算对上榫头了；“红楼”一词又是何等自然，可谓“秃子当和尚——现成的”。惜乎首联和眼前的情景不大吻合，叹叹！若改为“怅遇新春淫雨霏，京华寥落意多违”呢？……呣，呣，这样改来就妥帖了……嗐，嗐，别混想了！你呀你，简直是瞎扯蛋！简直是扯卵蛋哟！妄窜前人诗句，真可大发一噱矣！可笑呀可笑，实在太可笑了！呃，呃，且慢，且慢……究竟这首诗的尾联，你还记得起来吗？苦思冥忖了一会儿，仍然无济于事。咳，这可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喽！……想到这儿，他摇了摇头，不禁自叹自笑。窗子外边，雨下紧啦雨下紧啦雨下紧啦……他搁下手里的汤勺，又朝街对面痴痴眺看，仰望着荦荦然屹立的红楼。在白闪闪的雨丝映衬下，红楼冷冷地发着暗红色光泽。白色。红色。白色。红色。白色。红色。两种色调经过对比调和，竟焕发出一种奇异的、难以形容的美学效果。李商隐这首诗，好处在于它的颔联和颈联。嘿呀呀，真叫人击节叹赏啊！李商隐最善于使用比兴和象征，在诗中多作凄清奇谲之语，极注重氛围的营造，意境清幽且绮丽。再有呢，他偏爱描写雨雾中的景致，借以抒发浓到骨子里的那份愁怨和惋伤。莫名的愁怨，无力的惋伤。比如：“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飒飒春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多病竟无聊”……他暗自赏诵，同时默自忖想：“楚雨含情皆有托”诗句的“有托”二字，实乃着紧处，该细细咂玩才是呀！真正的好诗，须有所寄托才是。“红楼隔雨相望冷”这句呢？嗯嗯，更加好了！嘿嘿，委实妙哉！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说：“著一‘冷’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商隐终究是趣人也！其诗大妙之一，是耽溺于抒写雨中残败景致，带着无力的伤感，意境凄幽且朦胧，例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他和贾宝玉俨像，分明是“行为偏僻性乖张”这一路的嘛！嘿嘿，妙呀妙！……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不，不！你没有死去！你依然活着，活得好好的！……眼前的红楼，这苍老的巨人，顶着风冒着雨屹立在那儿……你呀你呀，傲傲然兀立近八十年啊！……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风助雨势，春雨狂暴地扫过屋顶，又狂暴地反弹起来，散成一片薄雾般的湿气。他凝起两枚瞳眸，隔着潇潇春雨，与他深情地相望。蓦忽忆起去年初秋做过的红楼梦来。嘿嘿，你呀你呀！不料你竟闯入我梦中啊！如此说来，咱们俩的缘分，可真不浅喽……想到这儿，亢然奋激矣。他不觉猛力拍打餐桌，纵起高声呐喊：

　　“嘿——呀！妙——哉！”

　　众食客未曾防备，陡陡吃一惊吓。俨像奋臂甩出支支飞镖，目光们朝他纷然猛掷，携带一枚枚问号。

　　这种哀伤诗歌，雅奏出“末世之音”的迷离旋律，成为典型的晚唐诗歌情调。

　　李商隐如此，杜牧难道不是这样吗？李商隐有诗《杜司勋》赠给杜牧，诗曰：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能够当得起“人间唯有”之推许，应当说是超卓不凡了。值得注意的是“高楼风雨”和“刻意伤春”四个字。悠哉在上文中主张：杜牧诗中“烟雨”近于“风雨飘摇”，隐喻政局不稳，李商隐恰是从这角度来理解的。

　　你再细细揣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传达的，不正是诗人刻意伤春的情怀么？

　　杜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伤春，而是刻意地伤春。

　　在《江南春》绝句里，氤氲着一种感伤美，典型的晚唐诗歌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