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位校长

今天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丁石孙教授逝世一周年。丁石孙曾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唯一的民选校长，他的去世也引发诸多怀念。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已身为国家领导人的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晚年，因为身体原因，丁石孙深居简出，也很少发表言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丁石孙曾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孙。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说：“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就读给他听：

遥记当年初相见，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的校长丁石孙

文 | 王芫

来源 | 王芫个人微信公号“写近读远”

丁石孙是北大历史上值得记一笔的校长。为什么呢？他是北大唯一一个民选校长。

01

要说清丁石孙对我的意义，还得先从我转系的事儿说起。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专业。上了大学不久，我就意识到我和我的微电子同学们有着巨大的差距。我的学习能力也还算不错，但除了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微电子专业没有一点了解。我的大脑用于储藏八卦的区域里，没有一丁点库存是分配给微电子学的。中国的微电子产业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台湾如何？新加坡如何？如果现在建一个芯片工厂，应该建在上海还是建在北京？中科院半导体所和北大微电子哪家强？同学们聊的这些都让我如坠五里雾中，让我深感自己的无知。反过来，每次一到中文系宿舍，我立刻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荷马史诗》应该比作中国的《西游记》还是《水浒传》？乔治· 桑更爱缪塞还是肖邦？这一类八卦，我随时都插得上嘴。

在北大的第一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转到中文系去。

在八十年代，中国人所能拥有的自由少得可怜。大到迁徒自由，小到转系自由，都是连想都不用想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国家每年出产多少钢材，多少棉花，建造多少大楼，都必须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决定。同样的道理，国家需要北京大学每年生产五十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名编辑，结果北京大学却生产了四十九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一名编辑、记者，那么国家的计划就被破坏了。

在1984年的中国，要争取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权利，其难度相当于在2000年的美国争取同性结婚的权利。

我万万没想到，在大学二年级开学不久，北京大学宣布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一夜之间，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变成了现实。这个奇迹的实现，得益于1983年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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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校长

02

丁石孙1927年生于上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报考大学。那时物质短缺，生活艰难，当时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工资比较高，于是丁石孙就报考了电机系。但是，念电机系需要画图，丁石孙不善于画图，考试、作业都只能勉强得60分。一年下来，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完成学业，于是转到了数学系。尽管数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但在数学系他感到如鱼得水。这个经历让他认识到：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否则会很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败的日本人撤出了中国，但中国人民渴望的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丁石孙上大学的城市位于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南方。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落后，民不聊生。丁石孙认为：在一个不安定、不公平的社会里，个人不会有前途，所以年青人必须参与推动社会的改革。他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街头抗议，并因此而被捕。等到他被释放出来，学校已经把他开除了。当时所有南方的学校都有一个“黑名单”，丁石孙就在这个黑名单上。无奈之下，他只好前往北京继续求学。北京虽然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当时的北京市长傅作义相对开明。丁石孙在北京大学当校长的阶段，几乎每年都要爆发一次学生游行。丁石孙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大概也和他自己年轻时这一段经历有关。

1948年，丁石孙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当老师。1966年，北京大学的教学全部中断，所有的教师都被派去做体力劳动，丁石孙也不例外。他被派到农场担任炊事员。丁石孙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教书的资格是不公正的，但这不是不好好做饭的理由。他天天挑着担子去集市上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他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豆腐是人们能吃到的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后来当了北大校长，学生们直接向他反映食堂饭菜不好吃，丁石孙也很乐意解决这一类问题，这大概也跟他当过炊事员有关。

1978以后，北京大学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然而当时的北大已经被“十年浩劫”撕裂，互相斗争的几个派系一时间无法把宿怨放下。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管理经验，但却心胸宽阔，为人正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丁石孙就被大家选为数学系的副系主任，后来又成为系主任。很快，丁石孙表现出了突出的管理能力，成为北大最知名的系主任。1983年，丁石孙正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忽然通知他：你已经被全校教职员工投票，选为校长。

由北大教职工投票选校长，这在北大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再没有出现。丁石孙这个民选校长，就成了北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例。

正是在丁石孙治下的北大，我获得了转系的可能。不过，丁石孙之后的北大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学生转系的自由还是保留了下来。所以，允许学生转系，也许不应该归功于丁石孙，而应该归功于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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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领导人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

03

丁石孙对付学生是很有些手腕的。

1984年12月，我进北大刚刚三个月，就经历了平生的第一次游行。这次游行又被称为“宿舍熄灯事件”。北大学生宿舍从前是通宵不熄灯的。据丁石孙回忆：1984年开学后的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会影响别人休息。为保证学生的健康，建议学生宿舍统一在晚11点熄灯。丁石孙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因为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要求大家统一作息时间，可能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他请副校长在学生中进行民意调查。副校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多数学生都表态支持晚11点熄灯，于是副校长得出结论：学生们赞成熄灯。

以上是丁石孙的官方回忆。丁石孙难道不知道这种座谈会是怎么回事儿吗？

实行熄灯的第一天，学校里爆发了游行。一些学生包围了中关园四十三楼，因为听说丁石孙校长住在那里。他们举着火把，大声喊着丁校长的名字，但是丁校长的夫人却出现在四十二楼的阳台上，告诉他们：“丁校长已经去了办公室，你们最好还是回学校去找他吧。”

丁石孙早就料到学生们会来他家闹事儿，提前骑着自行车进了校园。学生们没能在他家把他围住，出师不利，也就偃旗息鼓了。

仔细分析丁石孙对熄灯的处理，我认为丁石孙“狡猾”大大的。当然，这里的狡猾不带贬义。我只是想强调：丁石孙不是焦裕禄。现在有些回忆丁石孙的文章描写丁石孙如何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强调他如何简朴、勤劳、亲民，都快把丁石孙写成焦裕禄了。但我觉得那不是丁石孙。丁石孙也是官员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也有政治手腕，但他起码尊重常识。也许，这就是民选官员的特点。丁校长是最后一个既有个性又得体的北大校长。丁石孙之后，我们见过打官腔的校长，也见过貌似有个性实则出乖露丑的校长。说起来，校长读错字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丁石孙也未必不读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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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长蒋树声看望北大校长丁石孙

04

1988年6月，我在从图书馆往勺园走的路上碰见了骑在自行车上的丁石孙。那时我即将毕业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正处在人生的巅峰上。我很想拦住他，告诉他：“感谢你允许北大学生转系。因为你的改革，使得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原地站住，目送着丁校长从我身边经过。

现在想来，其实那时的我就已经对自己获得的自由存在不确定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得起这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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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是目前英文世界中一本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同以往的是，作者没有单纯从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去解读北大的早期历史，而将北大看作是中国古代太学与德日现代大学的融合体。在近代中国的新旧辩证互动过程中，知识分子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自己的精英主义传统，以北大为阵地教化天下。由此，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还是不由自主的教授参政，均在其现代的外壳之下，显现出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性（而非通常所说的“断裂”）在这里也得到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