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堪卒读，连铁石心肠的朱熹都感叹：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
导读：孔子上台没几天就以莫明其妙的罪名杀了少正卯，出使齐国以节目非主旋律为借口剁了演员的手脚，据说演艺界因此而自古不拜孔子。
人类社会之初很可能跟新生儿一样纯真善良，才有所谓“尧舜盛世”。你看当时“公天下”，最高权力在各部落酋长的“联席会议”，即“四岳十二牧”——四方诸侯12个州的长官，尧与舜都得服从这一集体的决定。尧帝将位禅让给舜，舜帝禅让给大禹。大禹十分敬业，为民治水，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步。然而，大禹在权力问题上丑恶转身了——将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中国从此不再是“公天下”，而变成“家天下”。
大禹治水
当然，“尧舜盛世”只是神话传说。周初的“成康之治”属半信史时代。在远古时代，“敬天”是头等大事。周公“制礼作乐”，对政治文化进行重大改革：将“敬天”与“保民”结合起来。周公破天荒地认为：“君权神授”是不错，但这神授之职不是“铁饭碗”，而“天命靡常”！具体说，就是“用康保民”“裕民”“民宁”等，人民富裕康宁了，就是君王有德，就是敬天了，天命也就不会改变。可惜好景不长，“成康之治”仅40年光景。随后丑恶转身，“礼崩乐坏”，但有孔子、孟子等“圣人”致力于“克己复礼”。
最糟的是秦人，虽然在客观上有一统中国之功，但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遗祸千古。他们为了强化战斗力与统治术，公然重用《商君书》，说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将“国”与“民”对立起来，而且强调“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在他们看来“国”与“民”还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因此，他们发明“驭民”之术，具体有五：
一是“壹民”，即控制民众思想；二是“弱民”，即国强民弱；三是“疲民”，即让民众疲于奔命，无瑕顾及其他；四是“辱民”，即让民众无自尊自信，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存于恐惧中；五是“贫民”，让民众一生挣扎于贫贱当中。此五者若不灵，杀之。
《大秦帝国》商鞅剧照
秦王朝暴亡后，历代都将《商君书》列为禁书，改而“独尊儒术”。然而，正如汉宣帝刘询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也就是说已将法家的《商君书》之类“杂”进儒家了，不信你查查此后2000多年的统治史。
孔子在平民生活当中也许堪称善人，一旦卷入权力，他同样作恶多端！孔子曾任大司寇，他坦率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说我的审案能力跟一般人差不多，我的理想是让天下没有诉讼。“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成为“成康之治”最大亮点，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羡艳不已。但孔子上台没几天就以莫明其妙的罪名杀了少正卯，出使齐国以节目非主旋律为借口剁了演员的手脚，据说演艺界因此而自古不拜孔子。我感到更可怖的是，学生仲弓请教法令该禁哪些时，孔子指导说：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类死刑，连审理都不需要！如此杀气腾腾，明知出自《孔子家语》，我还不敢相信真是出于孔子之口。孔子还搞“强拆”，引发内战，被下课。
电影《孔子》剧照
这并不是孤例。南宋大儒朱熹一当官，便找唐仲友报私仇，他们有过学术之争。朱熹抓了“营妓”严蕊，严刑拷打，硬要她承认跟唐仲友上过床。难得这位女子有骨气，申辩：“我身为贱妓，即使与唐太守有染，也不致于死罪。然而，做人要讲良心，难道可以乱诬人吗？打死我也不乱污人!”直到朱熹调离，由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狱。
晚清曾国藩也是著名理学家，他组织湘军之初，亲自编写了不少歌谣广泛宣传，如《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又如《解散歌》，诱劝太平军投降，一连许了八个“不杀”，承诺“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俨然是爱民、救民的“菩萨军”。实际上呢？在各大战役中，每次攻下城池之后都要“屠戳净尽”，所以人们送他个绰号“曾剃头”，他自己则狡辩说“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难怪清代学者唐甄说：“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
严蕊受刑图，出狱后填词：“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宋朝皇帝算是中国史上最文明的，但他们不杀人有时也会觉得手痒。南北宋之际，职掌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官员侯延庆在他《退斋笔录》一书中记载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
宋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
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
确曰：“正欲奏知。”
上曰：“此事何疑？”
确曰：“祖宗以来未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
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
上曰：“何故？”
曰：“士可杀，不可辱！”
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
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帝王不杀人就觉得不“快意”啊！宋神宗这一次丑恶转身未遂，第一赖于大宋有不杀文官的“家法”，第二赖于大臣勇于“执法”。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甚至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从古人造汉字来考证“王”是通天地的。因此，“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以及“三纲五常”都是天然真理。你看，董仲舒这话与《商君书》有多少实质性区别？这样，不仅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变为“皇本”了，而且连“孔子的笼子”本身的所有权也拱手让度给帝王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朱元璋
朱元璋本来没读书，后来十分重视“自学”，恢复儒家治国之术。然而，当他读到孟子下面一段语录时，十分生气——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怎么能说君王如果看不起臣民，那么臣民也可以看不起君王呢？在帝王看来，应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看不起臣民理所当然，臣民看不起君则大逆不道！于是，朱元璋怒罢孟子陪同孔子“吃冷猪头肉”的待遇，并下令编《孟子节文》，将《孟子》原书删掉85条关涉“民本”的内容。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们怎么说，或者怎么解释，也得由帝王来恩准。
丑恶的帝王太多了，不胜枚举。我常常感叹“明君难终”。早在2000多年之前，《诗经·荡》就长叹：“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本来是个“乱臣贼子”，通过政变夺兄上台，然后华丽转身，成为“纳谏”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是帝王这一行业的偶像。台湾史家姚大中说：“唐太宗天纵英姿，是不世出的伟大帝王典型。其所以异于历史上所有雄才大略君主之处，系如秦始皇、汉武帝的对外事业发展大成功，另一方面却都须以牺牲国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条件，惟唐太宗则未。”
然而，李世民一样不善终，后期“渐恶直言”，刚愎自用。大臣们批评他“游猎太频”，他反唇相讥：“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征高丽失败，他不顾反对再征，民众“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逼反了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他晚年甚至让太子任意挥霍国库，一名大臣阻拦被活活打死。如此，还能称“明君”吗？
诚如朱熹所叹：“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昏君庸君暴君惨不忍睹，明君那脸面涂脂抹粉光彩照人，可另一面也不堪目睹。
千古史上没有真正“圣人”，更没有“圣王”，连“圣城”的神猿都会丑恶转身。叔本华在《论女人》一文中写道：
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即瓦拉纳西）的神猿，这只猴子当它知道自己被视为神圣而挂上“禁止杀伤”的招牌时，他便为所欲为地横行起来。女人的横行与任性似乎尤有过之。
这话用来嘲谑女人有失厚道，如果用来揭示人类普遍的本性倒非常贴切。让孔子掌握权力都会作恶，何况他人？
我总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先见之明。周公那“礼”实质就是一种笼子，只不过那是用“德”制作，而不是用“法”制作。所以，“孔子的笼子”没能对权力发挥实质性的约束作用，而真正发挥强力约束作用的却是对于臣民，特别是对于臣民、晚辈及女人等弱势群体。
冯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冷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兴衰和传统文化积弊的慎思与明辨才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使我们在玑珠妙语和另辟蹊径中感悟历史的沧桑与魅力：孔子的笼子从1.0版到4.0版，强而无韧的秦王朝，隐士之多与少，武则天那无字碑该补何字？“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皇帝被后儒越宠越坏了，史上的“贸易战”等等，遍地金瓯，蕴藉风流。
